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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归来 ——中美解密档案揭秘钱学森归国坎坷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是媒体缅怀“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时最常用的标题,在他的众多传奇中,“归国”可谓最荡气回肠的一节。

在专家眼里,这段故事虽然被津津乐道了70年,但讲述中要么缺乏细节、要么演绎发挥,甚至出现了“语焉不详、张冠李戴、以讹传讹、高度雷同”等现象。

媒体演绎的蓝本,基本源自钱学森1956年1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简述《我在美国的遭遇》,此后50多年间,他都很少提及1950年至1955年间那段艰难历史。一方面,钱学森不愿回首那段黑暗岁月;另一方面,中美档案尚未彻底解密,就连亲历者对“幕后黑手”也知之甚少。

钱学森逝世后,钱学森图书馆建成开放,恰逢美国有关档案解密,一直在搜集资料的张现民副研究馆员,先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总统图书馆、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外交部等处,查阅档案两千多页,经多方对比考证和系统研究整理,发现了不少新的信息,也纠正了一些讹传。

利用档案揭秘的归国故事,更真实详尽,也更能彰显钱学森的智慧超群、崇高品德和爱国情怀。

1950年11月,洛杉矶移民局举行听证会(左二为钱学森)

1950年8月,钱学森的八大箱托运行李被美国海关查扣。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办公室。

曹日昌写给钱学森的信。

“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

一般认为,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尤其是学术泰斗冯·卡门那句广为流传的评价“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奠定了钱学森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事实上,钱学森成为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可以往前推到1949年底。

1949年入职加州理工学院后,钱学森的声誉几乎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冯·卡门相匹敌。与冯·卡门一样,他身兼数职,既是科学家,又是教授,还是管理者。

在当年12月召开的火箭协会年会上,钱学森以加州理工学院“戈达德”教授、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军方顾问等多重身份受邀。在报告里,他描述的“洲际运输火箭”引发了媒体关注。

“借助这种形状酷似削尖了的铅笔的未来交通工具,人们将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从纽约飞到洛杉矶。”《纽约时报》《时代》杂志都长篇介绍了钱学森的科学创想,还刊登了他的照片。这表明,钱学森已经是空气动力学领域的“领头人”了。

享有盛誉,拥有各种职务、头衔,给他带来了优厚生活。不惑之年的钱学森看上去像只有25岁的样子,而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则以优雅美丽征服了加州理工学院,钱家的一个朋友在给冯·卡门的信中写道:“我们都爱上了钱夫人!”

钱学森舒适的家成了一个小社交圈子的中心,圈中人有清华、交大的校友,也有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这些人清楚地记得那些盛大家宴:钱学森当着客人的面兴致盎然地炒菜,而通常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于准备工作的蒋英,则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看起来,钱学森拥有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一切:可爱的妻儿,辉煌的荣誉以及财务自由。然而,他却在给挚友马利纳的信中写道:“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试射原子弹成功,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钱学森的命运之舟也随之摇摆。

红色中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了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曹日昌教授的一封信。他虽然与钱学森并不熟识,但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向钱学森发出了热情邀请:“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地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一直热切关注国内局势的钱学森自然明白,信中的“北方工业主管人”代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不久,他又收到了父亲的亲笔信:“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其实,不必父亲提醒,钱学森也明了,在美国的所有一切都是“为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他曾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不过,他刚接受了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一职,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美国迅猛发展的火箭项目也让他痴迷,他相信,有朝一日,能将人类送往太空。

另外,他和蒋英的第二个孩子将在1950年6月出生,显然也不宜长途旅行。跟朋友谈起未来打算,他只说,考虑回国一趟,把父亲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国。

就在此时,美国政府的一个举动,让他下了回国的决心。

1950年6月6日,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联邦调查局特工找上了钱学森。

钱学森现在占据了冯·卡门以前的办公室。房间很大,桌子后面是一块写满了数学公式的黑板,一扇大窗正对着庭院。两名特工的来意很简单:审查钱学森是不是,或是有没有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联邦调查局宣称,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过从甚密的好几个人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在化学助教威因鲍姆家中举行的社交聚会,实际上是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的集会。钱学森的名字出现在一份1938年的党员名单上,并与一个化名“约翰·M·德克尔”有关。

钱学森否认了所有“指控”,也拒绝出卖朋友。

联邦调查局报告称:“钱学森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衡量一个人是否忠诚的唯一标准是事实,但对于一个人的忠诚或政治信仰这种无形的东西,事实的标准又不能适用。因此,他拒绝怀疑他的那些朋友。”

在接受的采访和回忆中,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都认为钱学森是受威因鲍姆牵连,“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

然而,档案表明,针对钱学森的“忠诚调查”早在1942年就开始了,到1946年、1947年时,范围更大、时间更频繁、报告也更多。

二战快结束时,钱学森曾以“上校”身份,随冯·卡门到欧洲进行军事考察,并完成了美国航空长远规划《迈向新高度》的很多章节。此后,荣誉接踵而至,敌视和怀疑也悄然来临。

从档案看,这一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开展了对他的调查,调查对象既有钱学森工作单位的同事、朋友、领导和一般行政人员,甚至还有钱学森的房东。

1950年,麦卡锡浪潮席卷美国,掀起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清共”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忠诚审查几乎天天都在进行。许多无辜的科学家被列入“黑名单”,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红色恐怖”时代,灾难落在了本就被怀疑的钱学森头上。

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会议召开,专门研究钱学森的问题,6月6日,三军正式吊销了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

钱学森早在1942年12月就获得了涉密许可证,而且喷气推进实验室90%的项目都属于保密范畴。吊销涉密许可证,意味着不再受信任和无法开展工作,这对一向视研究为生命的钱学森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6月16日,钱学森在一份声明中称,“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唯一能做的最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并递交了辞呈。

“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迫使钱学森离开美国的事件接连发生。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遭到逮捕。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

钱学森的密友、“红色科学家”罗沛霖担心,如果自己再多加逗留,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于是提前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钱学森也怀有同样的担心,两人在答辩结束当日,便一同去买回国的船票。

8月31日出发的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是他们归国的最佳选择,罗沛霖是学生,当场买到了船票,票钱还是钱学森出的。钱学森是教授,必须得到移民局批准才能买票。沟通无果之后,急于离开美国的他,预订了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准备“曲线回国”。作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钱学森于7月29日将回国的决定通过信函的形式通知了美国国务院。

学术新星即将离去,加州理工学院自然极力挽留。院长杜布里奇在给各方的信中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

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于8月23日举行听证会。虽然涉密许可证已无足轻重,但钱学森告诉罗沛霖,“要回国,就要正大光明地回,不能悄悄地离开”,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是飞了趟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借助俩人的交情从中疏通。

“金贝尔与钱学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钱学森参加的‘火箭俱乐部’与美国军方有过合作,用火箭改进飞机起飞时的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跑道的距离。后来,‘火箭俱乐部’的几个成员创办了一家公司,钱学森是技术顾问,金贝尔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很早就认识。如今,这家公司就是通用公司。”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在介绍二人关系时说。

对老朋友,钱学森含泪倾诉了遭遇的不公。金贝尔在“二战”时还是力捧钱学森的“粉丝”,但一听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立刻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反复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并劝钱学森安心做一个数学家。

在金贝尔的运作下,听证会延迟,钱学森的华盛顿之行一无所获。时间紧迫,离他飞香港的时间只有5天了,与金贝尔会面后,钱学森就急急地赶回洛杉矶。谁想到,美国移民局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愤懑,美国移民局动作如此迅速,显然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张现民查阅的档案也显示,钱学森刚离开金贝尔办公室,这位海军副部长立即抓起电话,向美国司法部通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学森离开美国!”

金贝尔最为担心的是钱学森回到中国,为美国的敌对政权服务;最惧怕钱学森为中国研制高精尖技术武器,甚至向美国的敌对势力苏联,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至于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在张现民看来,并不像是金贝尔本人所说,更像是美国媒体的演绎,或者是中国媒体的误译。

当钱学森经过五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这句话倒是有据可查。

“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

被限制出境后,钱学森取消了机票,请求托运公司将发出的包装箱追回来。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去华盛顿的时候,行李已经被扣押了。

8月19日,在钱学森前往华盛顿之前,托运公司把他的行李运到了打包间。准备运走的东西重达800公斤,装了8个大木箱,包括一架钢琴、家具、盘碟、床上用品、书籍、办公桌、收音机,甚至还包括一个洗碗机。连托运公司老板都看出来了,“他们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家当”。

第二天早晨开始卸车时,一位打包工人向公司老板汇报,一些文件上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

海关介入后,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和22日这两天,海关官员、联邦调查局特工、海军情报部、空军情报部、陆军军械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人都光顾了白金斯公司的仓库。

托运的行李中,有大量科学论文、政府文件和行业报告,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召集全国各地的顶尖航空专家审查。海关在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就以间谍罪等罪名申请了对行李的扣留,8月25日,移民局又发出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

钱学森对暗中进行的一切一无所知。8月25日,蒋英从洛杉矶当地的报纸中读到有丈夫照片的新闻时,才知道“运往中国的机密文件被查扣”。美联社和合众社进一步将消息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报纸上,钱学森一下子从科学家变成了“间谍”。

“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钱学森在一篇交给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打包前,我仔细核对了我的个人物品,将带有涉密性质的材料都剔除出来,并将它们锁到了我办公室抽屉里,将抽屉钥匙交给克拉克·米利肯博士。据我所知,在我携带的资料中没有带有内部、秘密或者绝密的字样。”

钱学森一家在“克利富兰总统号”游轮上的合影。

1955年,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

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正式通知钱学森可以离境。

为了审查行李,政府花了3天时间把这些文件制成了12000张微缩照片,这个“钱学森图书馆”仅是目录就足有26页。最受关注的是9大本剪报,剪报上共有1539篇文章,其中1412篇涉及核问题和原子能计划,占所有剪报数量的90%以上。

由于这些剪报都是公开发表在报纸或杂志上的文章,最终完璧归赵,回到钱学森手中。这些资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在1966年的“两弹”(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试验中,他被委以重任。

反复技术鉴定后,军方发现那些有“保密”字样的文件大多数已经解密或者降解,有的是出自钱学森之手。一些部门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错的个人资料库,但却对国家安全构不成什么威胁。另外的一些人则对钱学森的动机持负面看法。

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不得不承认:“相对于钱学森存储在其大脑中的信息而言,钱学森所携带的这些资料对敌人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

这场声势浩大的审查,因为把对数表误认为密码本,而在加州理工沦为笑谈。在教职员眼里,钱学森可能是最不像共产党的人了,他们觉得他一身贵族气质,还给他取了个“天子”的外号,而且他不是还娶了蒋介石军事顾问蒋百里的女儿吗?对同事的质疑,记者的盘问,本就沉默寡言的钱学森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概不回应。

冯·卡门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钱学森)不认为他应当向有关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我想,如果有人因为我当年在匈牙利贝拉·库恩政府短暂工作过的经历就‘指控’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也会作出和钱一样的反应。”

“中国人民指的是谁?”“是四亿五千万人!”

1950年9月6日下午,最坏的事情发生了。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事实上,逮捕证8月25日就已经签署了,为什么等待这么久才付诸行动?

也许因为,钱学森曾多日闭门不出,试图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也许因为,特务收到情报,钱学森的车已经跑到了墨西哥边境;也许因为,他的昔日好友接连受审并被判重刑。

当特工朱尔敲开钱家大门时,蒋英手里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钱永真,为来访者打开门,钱学森坦然走了出来。特工觉得,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好吧,一切终于结束了。”很明显,钱学森根本就没打算逃跑过。

在被带走的那一刻,钱学森显得十分平静,他转身对蒋英说:“我跟他们走,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没想到的是,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竟然被遣送到离洛杉矶有数十里之远的特米诺岛上,在拘留所里,遭受了毫无人道的折磨。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就连冯·卡门从巴黎打来电话,也不能接听。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敲击金属栏杆,让他没法休息。

当蒋英去看望丈夫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点头示意”。17天的拘禁中,钱学森竟然减轻了15磅(约13.6斤),甚至出现了幻听。

金贝尔不准钱学森离境,但也非落井下石之徒,听说钱学森被拘禁后,他从华盛顿飞来洛杉矶协调:“你知道,我并不是说他该被逮捕,那太糟糕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囚禁他是没有理由的。”

经多方营救,在缴纳了高达15000美元保释金后,钱学森出狱了,他讽刺道:“相比一般绑架者开口勒索1000或2000美元的赎金,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被判刑后也才缴纳了1000美元罚金,可想而知,15000美元保释金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笔巨款的来源,有好几种说法,如“朋友集资”“现金趸交”等。档案显示,这笔钱是由钱学森一个学生的未婚妻所出,用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作为赎金。米勒斯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不希望让她丈夫的同学知道他娶了一名富太太”。

从特米诺岛被保释后,案件并没有因此终结。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就在志愿军赴朝不到一个月,美司法部移民局开始以听证会的名义审讯钱学森。

四次审讯,钱学森一人面对强大的美国政府,但他不畏极限施压,回答问题理直气壮,严丝合缝,针锋相对的控辩,反而成了他有理有据的“申辩会”。

张现民查阅并翻译了四次“听证会”的原始记录,多达282页。他发现,检察官古尔丘是个反共老手,极其凶狠刁钻,时常变着法儿刁难钱学森,甚至设置圈套让他钻。不过,钱学森的对答更巧妙和睿智。

古问:“你不准备去中国台湾吗?”

钱答:“我没有计划。”

古问:“那你忠于谁?”

钱答:“我忠于中国人民!”

古问:“中国人民指的是谁?”

钱答:“是四亿五千万人!”

……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

钱答:“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它?”

钱答:“那就保留在我的大脑里。”

古问:“你会让它对中国有用吗?社会主义中国?”

钱答:“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任何人,就像把我的能力卖给任何人一样。”

……

古问:“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吗?”

钱答:“是的。”

古问:“假如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作战吗?”

这个问题很刁钻,钱学森沉思了片刻,机智地回答说:“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问题的。”

古问:“你想要先作出决定,决定究竟这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吗?”

钱答:“是的,我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古问:“你不准许美国政府替你决定这个问题吗?”

钱答:“不,当然不。”

……

对钱学森的审问,常使检察官处于尴尬的、甚至被审问的局面。后来,古尔丘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头脑特别聪明,“比我们这些笨脑袋,聪明得多”。

“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1951年4月26日,美国移民局做出决定,钱学森被判定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因此必须被驱逐出境。但后来又给这个驱逐令加了个条件,“驱逐决定需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这种“驱而不逐”的状态,被美国媒体称为“一个悖论”。一方面,移民局根据国家安全法,做出了驱逐决定;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也有禁令,不得放走那些技术背景可能为敌国所用、从而危害国防利益的外国人。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竟然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伤害力简直是指数级的增长。

钱学森实际上是被软禁了。他的生活圈子急剧缩小,不能再接触任何保密工作,和以前的朋友同事都得保持距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他还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围不得超过洛杉矶市边界。每个月,他都必须到洛杉矶移民局报告一次。移民局附近有一家咖啡馆,钱学森总会在那里品味苦涩,聊以心灵上的安慰。

在钱学森家门外,常常可以见到一辆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的深色汽车。政府派来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踪他,拆开他的邮件,闯入办公室和家中。电话也成了一种骚扰工具。钱学森家的电话经常响起,一天可能多达十几回。然而,一旦有人拿起听筒,对方却马上挂机。钱学森猜测,这可能是用来确认他是否真的在家的一种方法。钱永刚最初的记忆,便是他父亲怒气冲冲地拿起电话听筒时的样子。

蒋英也是严密监视的牺牲者。她本来可以到意大利去,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剧女主角,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美式家庭主妇,连跟朋友出去兜风,都得平躺在后座上。蒋英回忆道:“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为了不使先生和孩子们发生意外,她连保姆都不敢雇。

钱学森回忆说:“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两弹元勋’郭永怀)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

“那段时间,钱家的摆设非常简单”。郭永怀的夫人李佩讲,“钱家空空如也,客厅里只有一张餐桌,几把椅子,一架钢琴,还有三只手提箱。钱学森说,一旦美方同意他回国,他和蒋英拎起这三只手提箱就可以马上动身。”

“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在外人看来,钱学森“状态不好,像变了一个人”,但在书斋里,他还是那个智慧超群的“天才”。继续工作和教学之外,他转换研究领域,又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两大领域。

钱永刚曾揭秘钱学森的成功之道,在他看来:“搞清了系统科学,也就搞清楚了钱学森为什么不仅能在过去,更能在未来产生更深远影响的根源。”

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在最后不显眼的地方,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们现在完全有把握,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组成高可靠性系统。”

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为什么敢在连解放卡车都造不出来的情况下,跟领导说行,说中国能造导弹?原理就在这句话上。

火箭、卫星、人造卫星,航天的成果背后,都有这套系统科学的思维。显然,在这被困的五年,钱学森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一穷二白的祖国做事。

1955年夏,钱学森在回国前向老师辞行时,手里拿的就是《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74岁的冯·卡门百感交集,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1954年6月,《科学美国人》想要刊登钱学森的贡献,钱复函说,不希望其名字列入《科学美国人》杂志,他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一员,我感到很耻辱。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只有一件事能让我父亲重返美国,那就是来自美国政府的道歉”

关于钱学森回国,普遍存在一种说法: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1955年6月15日给陈叔通的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并迫使美方同意钱学森离美。

不仅钱学森及家人这样认识,坊间是这样认识,而且在学术界也是这样的声音。但张现民利用丰厚的档案资料,通过扎实的论证,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识。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中国政府自从“钱学森案”发生后,便持续关注着事件动态,并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1951年10月5日,当得知美国可能将钱学森监送至台湾地区时,外交部立即提出两套方案:第一,如果钱学森被美帝驱逐,可能走到香港附近,电告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吴狄舟,“设法护送至穗”;第二,电告英国著名进步科学家,在美国方面动员力量予以救援,使钱学森不至于被送台湾地区。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开始商讨朝鲜战俘与中国留学生归国问题。会谈虽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性意见,却促使美国开始重新审核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国内呼吁和平,主张对中国释放善意,让美国在华被押人员得以回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也逐渐缩小了禁止离美的名单人数,最后聚焦于钱学森一人身上,即“只有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

1955年4月4日,美国正式宣布撤销对华留学生的回国禁令,借此“东风”回国的郑哲敏说:“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第一,他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来,告诉钱伟长。第二,是要求我回国不能太神气,做什么事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不定期的日内瓦会谈,成为“冷战”期间中美之间重要的外交通道,钱学森“惟恐错过机会”,不失时机地发出了那封传奇的“求援信”。

1955年6月,在小贩送菜的菜篮底下,钱学森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画报,上面有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齐聚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的照片。在照片中,钱学森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看到多年未见的熟人,钱学森眼睛一亮:为什么不写信给太老师,把自己的境遇告诉他,请求中国政府帮助自己返国呢?

“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钱学森写在烟纸背面的这封信情真意切。为了确保寄出,他让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笔迹书写信封地址。蒋英后来回忆说:

“我们开车到一个黑人最多的超市,悄悄把那封信塞到邮筒里。果真,这封信寄到了比利时。我妹妹也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赶快就把信寄给陈叔通,陈叔通收到信后赶快将信转给周总理。”

外交部解密档案,与蒋英的口述稍有出入:陈叔通并没有直接交给周恩来,而是转交给自己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张稼夫代表中科院致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7月21日陈毅做出“想办法”的批示,8月7日外交部在给王炳南的电报中,要求他在次日举行的会谈上运用“关于钱学森的例子”。

一般认为,这封信是争取钱学森回国的关键一环。就连周恩来在评价大使级会谈时也说:“中美大使级会议……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然而,美方的档案显示,早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就达成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性意见。

先是6月1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态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第二天,美国国防部又给出书面报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约有五千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同学外已全部释放。……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

张现民认为,钱学森不是“要回来”的,而是因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误判”送回来的,8月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只是提供了一个正式释放钱学森的机会。

1955年8月4日,王炳南尚未出示“求援信”时,美国移民局就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9月17日,他们全家就踏上“克里富兰总统号”,在甲板上,路透社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来,钱学森答:“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6年6月,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给还在加州理工的郭永怀写信说:“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有了钱学森的前车之鉴,郭永怀为了顺利回国,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笔记。同船的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则受到美国的严格审查,以至于船晚开了两个小时。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有2290余人回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在1999年表彰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22人都是先后从国外返回的,只有于敏一人是“土生土长”科学家。

1966年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酸溜溜地评论说:这是“冷战”历史的一个讽刺,一个由美国培养、教育、鼓励、尊重,且支付酬金和信任15年的人,帮助中国共产党用导弹把第一颗原子弹送上天空。

中美建交后,曾有许多美国学术组织邀请钱学森重访美国,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斯访华,在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会谈时,基沃斯说,麦卡锡主义曾给钱学森带来不公正待遇,钱教授当年对美国国防科学做出那么大贡献,美国政府是欠他的债的,为了做出弥补,可以授予钱学森“美国国家科学勋章”。这在美国是最高荣誉,一般由总统在白宫亲自颁发。如果钱先生不愿访美,可以由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他勋章。可以说,这是美国高官第一次在钱学森问题上认错,但不是公开的。

对此,钱学森只回复了个便条,“我们中国人有国家的尊严,美方既不能为过去对我有不公正待遇表态,那我就不能再去美国”。

“有人劝他抓住这个机会,让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但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让我父亲重返美国,”钱永刚说,“那就是来自美国政府的道歉,只要政府中有人站出来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所作所为是错的,那就足够了”。

但是,终其一生,钱学森都没等到美国政府公开、正式的道歉和平反。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供图,本文参考:《羁绊与归来》张现民著;《蚕丝:钱学森传》(美)张纯如著;《他日归来》吕成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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