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民族精神和时代内涵，并从中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发展轨迹和规律，能够切实感受到邓小平外交思想不仅是激励和指引全国人民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源泉和动力，也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战略上提供了思想路径。邓小平外交思想所秉持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其时代特色突出地体现为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行动指南，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正是因为邓小平，中国外交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之路。其外交思想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起到关键性作用。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新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新时代以此为指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 民族精神 时代特色 承上启下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0.012
【作者简介】卫灵，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大国关系、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邓小平外交思想探究》、《试论邓小平外交理论的基本特点》（论文）、《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外交思想活的灵魂》（论文）等。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指引，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重大。邓小平外交思想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特色，不仅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石，也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战略上提供了思想路径。值此建党百年之际，思考邓小平外交思想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探讨其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发挥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能够对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新时代中国外交方针、政策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邓小平外交思想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崛起之不竭动力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设计师，他把中国从一个对外关系较为封闭的状态，引向了全方位开放之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获得了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地位。中国之所以能够脚踏实地、一步步崛起，是因为中国人民有一种奋发图强、勇于创新的拼搏精神，而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所反映的鲜明的民族精神，正是激励和指引全国人民加快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中不忘振兴中华之初衷的不竭源泉和动力。
第一，邓小平外交思想所秉持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说过一句令人感动的话，“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他曾经表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为建设祖国贡献全部力量为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尊严为耻。其话语间洋溢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正因如此，邓小平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时刻关注着国家利益、关注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在1989年秋季会见美日政界、经济界要人时，都提到要有“国格”，他讲的“国格”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尊严和荣誉。“我看国格是关系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2]强调国格，其实就是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他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3]字里行间反映出中国人民要求平等尊重、独立自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第二，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是邓小平外交思想所传导的民族精神的突出体现。邓小平在对外关系中充分表现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和立场，一切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问题。邓小平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4]在这方面，他容不得半点含糊。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对话间他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5]坚守国家主权、安全利益是因为其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国家利益中最根本的利益，故不得后退半步。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并且在经济实力、文化传播“西强东弱”的力量对比格局下，变换手法破坏他国安全，干涉他国内政。对此，邓小平的态度十分坚决，“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
在确立改革开放方针的进程中，邓小平辩证地思考问题，在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冷静分析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我国现阶段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他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6]他认为，中华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振兴自己，要在变幻的国际风云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中国能否赢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华民族崛起、振兴之路。于是，邓小平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调整对外战略，制定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对外方针，韬光养晦，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既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安全，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
第三，邓小平外交思想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指引。“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7]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遵循的道路。其一，体现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代表着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一定是建立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而不是依赖某种外力。其二，体现了我国人民的自信、自尊、自主精神，邓小平奉行独立自主、真正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我国政府对于任何重大的国际事务，都从中国国情出发，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自主决定中国的基本立场。其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不结盟外交，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不仅是中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从相对落后的状态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秘籍所在。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一贯坚持的方针，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基点。它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爱国主义土壤之中，酝酿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历史之中，体现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之中。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时代内涵是中国外交实现战略转折的关键
邓小平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与特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启了对外关系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创立了新时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我国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邓小平外交思想最鲜明的时代内涵与特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特色。总结历史经验，回顾新中国走过的道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8]邓小平认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9]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发展进入重大转折时期。我国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遵循邓小平理论，国家建设从几乎停滞和封闭的状态转向改革开放，开始迈向大胆改革、全方位外交的历史征程。“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0]在对外开放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外交进行了战略大调整，外交工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一切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由此迎来了国家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也使中国与更多国家，包括韩国、以色列等我们以往称为“地区”的国家以及前苏东地区“转轨”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与周边几乎所有国家签订了边界协定，划定了大约90%的陆地边界线。实践证明，邓小平外交思想勇于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央果断纠正以往在思想认识与工作中的偏差，使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1]
第二，以对时代问题再认识为依据的战略转折。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并非易事。由于“战争与革命”传统时代理论认识的存在，以及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展开激烈军备竞赛的影响，我国曾经认为大战迫在眉睫，动员全国军民随时准备打仗。1970年5月，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的判断仍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12]因此，国内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色彩。大约八年后，中国便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征程。而邓小平对时代问题的再认识，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并用于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世界基本矛盾运动和国际形势的总体变化，逐步明确了关于时代问题的研判。他对时代的新判断显然是为我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当然也是客观的，从此，我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调整。邓小平的时代理论是邓小平外交思想时代内涵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利于国内放开手脚、抓住时机进行经济建设，而且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转折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对时代问题的再认识反映了邓小平务实、求真的态度，他在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行动路线和方针，由此摆脱了僵化、保守、教条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束缚。
第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作为科学的行动指引。在改革开放中，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遇到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更没有现成的教案和经验。邓小平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问题的同时，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那么，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便面临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坚持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面对高度市场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3]他突破了此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有关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的保守观念，中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的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4]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也就具有了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时代特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需要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实现理论发展和创新。在邓小平领导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积极促进和完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虚心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建立了有利于我国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以时代发展的眼光坚持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在探索和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彰显承上启下的当代价值
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不能是孤立的，要结合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发展轨迹中探索规律，辩证地、客观地分析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由此方能说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精神特质和当代价值。
在新中国外交发展史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经历了从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一直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里面存在发展的内在联系，后者对前者有传承，有调整，更有创新。而邓小平外交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彰显其不可替代的、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比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外交的重要理论、战略方针、原则立场的传承上，邓小平外交思想在其中的作用十分突出，也由此可以清晰地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主要内涵的核心内容。
第一，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15]。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他认为，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16]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交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17]党的十九大以来，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新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目标之一。2018年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阐释了我们提倡的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深化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在新时代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把互利共赢理念体现到中国对外合作的各个领域。
第二，从提倡反对霸权主义，到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在毛泽东时期就提出了。邓小平说过，中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时候，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世界战争的根源。邓小平对毛泽东反霸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可以搞霸权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得不好，违背了社会主义外交原则，也有可能实施霸权主义。如果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在强调反对帝国主义，那么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就是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不仅包括世界性大霸权，也包括地区性小霸权。邓小平的立场非常明确：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在继承毛泽东关于反帝反霸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任务。
21世纪，霸权主义不断变换着表现形式，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将反霸思想继承下来，并且高度重视国际法治的效用。“法者，天下之准绳也”，是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抵制霸权主义行为的良方。国际关系法治化是建立良好国际秩序的基本保障，在对外关系中，各国都要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建设。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讲述这一思想，把反霸问题上升到法治建设和优化秩序层面加以思考。
第三，从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理论来自于实践，如何正确认识世界，判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用理论指导外交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最初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影响，我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兼顾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辩证地分析国际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既明确了中国的国际定位，也从理论上调整了依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思维，在战略上不仅团结了第三世界，而且改善了与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发展地运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我国外交理论，一方面明确中国的国际关系定位是“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在外交实践中全方位打开了对外关系的大门，中国外交一步步走向成熟。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实践中为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对外关系的良好基础，而全方位开放方针的实施则为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行了长期、务实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积累。
新时代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并且为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努力；同时，中国的安全与发展也有赖于世界持久和平的大环境。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的和谐发展关系到地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习近平主席不失时机地向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指的是构建一个不分民族、种族、地域的利益相连的共同体，强调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各国相处在同一个世界，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特别是“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18]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更加清晰，“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19]，体现大国的担当，展现大国的视野和胸怀。
第四，从“和平为上”[20]，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讲话表达了中国政府愿意在平等基础上与各国友好相处的意愿。尽管当年国际环境是美苏对抗，但是毛泽东在许多讲话中表达了中国希望和平的愿望。毛泽东对世界和平与国内建设的关系看得很透彻。1950年中国与苏联缔结了中苏条约，毛泽东对此表示，用法律形式把中苏关系固定下来，一方面便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为了和平与建设，他希望“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21]邓小平客观地认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分析中国现有的经济建设水平和现实国际环境，积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同时也不否认世界上战争因素的存在，并认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为此，一方面，对外要不断扩大与各国的友好交往，不当头，不树敌，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力量增长，“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22]而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传承则突出反映在21世纪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理念的提出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遵循，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党的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治国理政经验作出的理性思考，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
第五，从“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23]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世界的事务不能由个别国家来主宰，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毛泽东于1970年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24]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他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甚至控制弱小国家十分不满，常讲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1975年，他在访问法国时说，“在国际上，我们都反对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25]这一思想主张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领导人在公开的国际场合始终倡导和强调这一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辩证的，既主张中国与各国打交道，包括与西方大国友好往来；又不放弃对外原则立场，反对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强权政治行为。
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在新时代得到继承。习近平主席在对外关系中强调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反对“一国独霸”。“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26]由此使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为此，中国倡导多边合作，促进国际体系的多边治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27]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将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开辟道路。邓小平更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其外交思想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传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值此建党百年之际，结合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客观地分析、阐释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传承与当代价值，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工作。邓小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与经验总结，也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LLZGA011］和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14、1299、1293～1294页。
[4][5][6][7][8][9][10][13][14][16][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12、3、3、78、283、283、373、146、96、104页。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12][15][21][23][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84、165、246、589、590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1版。
[18]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年第8期。
[19]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2版。
[20]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8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26]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2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The National Spirit, Mordern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Wei Ling
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practically,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track and law of the Marxist diplomatic theory in China, and believes that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source of power for inspiring and guiding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but also provides a way to realiz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t the thought level.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holds a national spirit with patriotism at the co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re embodied in taking the developing Marxism as the scientific action guide, and pursuing all-round opening. It is because of Deng Xiaoping that China's diplomacy began to enter a historical turning period in the late 1970s, which helped China to embark on the road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 diplomatic thought plays a connecting and key role i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s diplomacy.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inherits and carries on New China's diplomatic theory, and under its guidance, it should continue to open up new prospects for China's great-power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national spiri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onnecting, contemporary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