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精要解读】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刘新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总结了十条宝贵历史经验，“坚持理论创新”是其中的一条。国家治理理论创新是新时代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领域，在新的时代方位新的历史征程上，要聚焦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理论问题，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理论创新的正确方法论，科学研判国家治理理论创新节奏，切实走好走实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之路。
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了科学的理论创新方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形成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按照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些较为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研究，会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的理论创新问题，关键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探索理论创新方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遵义会议时期，正确的理论创新方法才逐渐上升为全党的意志，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有多次专门论述，比如，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创造性表述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运用这一方法开展系列理论创新工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大理论成果。
当前我们的理论创新一定要遵循这一科学的方法。为了阐释清楚这一问题，我们以国企治理领域为例来讨论。关于企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主要有一些基本原理层面的判断，比如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说明。从这一角度而言，资本主义体系下，企业的私有化经营和社会大系统之间是有矛盾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认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下，经济存在内在对抗性问题。若根据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内在对抗性矛盾下必然是危机重重，人类必将进入到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类可以抛弃市场机制下的企业制度以避免其带来的系列问题。但是，任何原理的运用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空。根据科学的理论创新方法论，关于这一原理，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去进行研究。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用好现代企业制度，充分用好市场竞争机制助力企业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进一步用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去解决企业与社会的矛盾问题，这就需要进行治理理论创新。
同样，对于如何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高质量发展、高校高质量发展等，都需要强大治理体系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因此，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去推进治理理论创新。
百年党史中，理论创新有节奏律动，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创新已经到了非常紧迫且成果倍出的时刻。当前，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理论创新依然处于快节奏创新的时刻。新时代，我们需要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治理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成果已经先后收录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各实践领域开始展开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系统学习，学懂弄通后，就开始转化为生动实践。随着实践创新展开，很多理论上难点问题亟待解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到了治理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这就要求理论创新工作者要进一步聚焦实践中的关键治理领域，要避免做“黑板”上的研究，充分与实践领域展开有效互动，真正将理论研究做实做细落到中华大地上。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汲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通过深刻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用好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创新的正确方法论，科学把脉和紧密跟踪国家治理理论创新节奏，在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把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之路走好走实。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新格局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实现各领域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