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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贾谊的《治安策》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形容指挥顺利、政令畅通、组织严密,从上到下步调一致,中间没有制约阻碍。此典原出自贾谊的《治安策》。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远任梁王太傅时,他心念朝政,居安思危,多次上疏陈奏政事,这些疏奏以“如何长治久安”为主题集中起来,便形成了西汉第一雄文《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一)

贾谊所处的时代危机四伏,《治安策》充分表现了作者深切的忧患意识和赤诚的拳拳之忠。文章开篇就振聋发聩:“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针对“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的谀论,作者认为情况紧急危险,已经到了“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的地步。“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如不加紧治理,马上就会天下大乱。

乱之最大隐患在诸侯。天子与诸侯的矛盾,自周以来就有。秦废封建而设郡县,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汉兴之后,由于宗亲功臣割地称尊的强烈诉求和斥责废分封是“贪吝之举”的舆论诱导,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制——即在地方上,既有归属中央管辖的郡县,也有由诸侯王控制的封国。朝廷能够以郡县制直接控制的地域,大概只有战国后期秦国辖地的范围,原六国之地则封立诸侯国。诸侯王占有广土众民,握有强兵重器,尽收一地之财赋。而其国制类同京师,拥有完善的官僚体系,除封国太傅、丞相为中央委派外,其他官员任命皆出自诸侯王。诸侯王位代代世袭,家臣只认其主,不知朝廷,形成了对诸侯王的人身依附。中央对诸侯国的控制极其有限,而诸侯王则积极在朝中安插亲信、贿赂大臣,窥伺中央,刺探情报。长此以往,一旦诸侯王决定举兵抗命,很快就会出现动乱甚至大分裂。

从汉高祖时起,诸侯王叛乱便此起彼伏。至汉文帝时,诸侯王与中央的矛盾愈发尖锐,譬如淮南王刘长“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诸侯王的骄纵狂妄无疑包含着觊觎皇位的野心。贾谊认为,目前诸侯王大多羽翼未丰,尚且蠢蠢欲动,一旦羽毛丰满,肯定会出现天下分裂的局面,大抵强者先反,而弱者后反;疏者必危,而亲者必乱。

(二)

贾谊深感忧虑,认为君弱臣强的颠倒关系是汉室的心腹大患,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肢体浮肿之病:小腿粗过腰肢,手指肿如大腿。如不当机立断,立刻治疗,恐怕要命不久矣。必须要确立起中央对地方的绝对优势才能保证绝对权威,诸侯王才能不生异心、安分守己。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细分、分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由朝廷将那些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大诸侯国,划分成若干小国,分给诸侯王的子孙。这样,宗室子孙“莫虑不王”,而分割出来的小国势寡力弱。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无)邪心”,最终实现“下无倍畔(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贾谊主张建立严明的政治秩序,中央对地方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地方对中央的命令必须完全服从。“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

贾谊的这种思想,被之后的董仲舒总结为“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对解决西汉前期诸侯王势力坐大的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贾谊死后四年,汉文帝试行其策,将齐国分为六,将淮南国分为三,有效地缓解了强藩对中央的威胁。此后,汉景帝推行“削藩策”,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均是承接这一思想的继续实践。“强干弱枝”理论,实际上解决的是权力分配问题。权力归属中央还是地方,这关系到国家是统一还是分裂、天下是太平还是动荡、百姓是安居乐业还是朝不保夕。贾谊的立场明显偏于前者,他主张一切权力归于中央。

在封建时期,君与臣、中央与地方、中央王朝与边地民族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君与臣的权力关系。“强干弱枝”,就是加强“干”的权力,削弱或分解“枝”的权力,从而实现权力的集中与统一。这样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从地理形态来看,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若不依靠中央权力的强大管理,则极容易产生依山川之险、坐地为王的分裂势力,把社会拖入无休无止的混战;从自然形态来看,中国地大物博,同时也多灾多难,正是由于有中央权力的至高权威,才能保证各地方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号令的无条件服从,正是有了中央至高权力的坐镇,各地才能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保全平安;从疆域环境来看,中国四周强国林立,非中央权威不可组织起强大军队,非强大军队不可保家卫国。后来的历史也无声地证明了这一点:“强干弱枝”,则安稳太平;“强枝弱干”,则天下动荡。权力下移的情况下,猛将谋臣们对地方权力的依附取代了对国家政权的忠诚,人心不齐而各为其主,由此将社会推入大分裂、大动荡、大毁灭。唐代藩镇权力坐大,从而爆发安史之乱,把一个鼎盛时期的文明拖向深渊,大唐从此由盛转衰。事实证明,尾大不掉必养虎成患,旁枝过盛则主枝不生,必须及早剪除。

(三)

除了提出削弱诸侯的主张外,《治安策》还仔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及解决办法。贾谊指出国家之所以似安而未安,除了地方诸侯的威胁,社会秩序的错乱也是一大痼疾。汉初以黄老之学治世,无为而治,失之于宽。这种自由松散的管理模式,在短期内能刺激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增长的后果则是牺牲了社会秩序与道德风气。在政府干预的缺位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广蓄奴婢,巧取豪夺,逐渐形成了称霸一方的豪强势力,奢靡无度,横行乡里,甚至胆敢窝藏要犯,形成一股几乎不受政府控制的强大力量,企图与官府分庭抗礼。这种“无为”政治产生的“暴发户”,以其强大的财力威胁经济稳定,构成挑战国家权威的隐患。贫富悬殊,自然会激发强烈的社会矛盾与对抗,而这种愤懑不满,如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则容易危及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无)为奸邪,不可得也。”贫富悬殊,不患寡而患不均,希望那些贫者不在强烈的贫富对比下仇恨社会,这又怎么可能呢?

世风日下是“无为”政治带来的第二个弊病。世风日下,甚至到了为了利益不惜杀害父兄的地步。针对如此恶劣风气,执政者必须以“有为”政治强力整顿。以礼法改变世风民风,“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依靠法律保证道德下限,依靠教化提升道德境界。“定经制”,倡礼义,以国家的核心理念凝聚民心,打造社会共识,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塑造沟通的共同话语。这样,则民众有信而各得其宜,“群臣信上而不疑惑”,风清气正,海晏河清。

《治安策》一文,前部分讲如何“治理”诸侯,后部分讲如何“安定”社会,总而言之,就是讲如何让江山长治久安。然“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既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也要建章设制、久久为功。《治安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文之一,尤其是它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反对诸侯分裂的思想,对巩固社稷乃至延绵后世国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潘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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