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衣橱：外交礼仪之旅》，傅莹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到最好
我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经过在外交学院外训班一年的培训，我被派往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做英文翻译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工作。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起步，对外关系蓄势待发，大使馆不仅需要懂当地语言的干部，也需要懂各国使团交往通用语言英语、法语的干部。
出国人员到红都服装社置装。当时我对使馆工作茫然无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衣服，服装社老师傅很有经验，给了我许多具体建议。我定做了一件驼色呢大衣、一套藏蓝色西装和一套米色西装，都是裤装，还有两条的确良连衣裙和一条白底蓝花布裙。我在位于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两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和一双黑色的圆头中跟船鞋。这几套衣服便是我驻外应对四季所有场合的全部家当。
在罗马尼亚第一次陪同陈叔亮大使出席晚宴是在西班牙女大使的官邸。夫人们纱裙露肩，男士身着戴着黑色领结的礼服；餐桌上摆着鲜花和烛台，席间一道接一道地上了浓汤、烤肉和甜品，还有白、红葡萄酒，仿佛走进小说中读到的场景。
那天晚上的我是怎样的呢？我穿的是自己最好的那套藏蓝色毛哔叽套装，里面崭新的白衬衫熨烫平整；齐肩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儿，头绳上有两个绿色塑料小球；素颜，香皂洗过的脸上涂了雪花膏。面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陌生国度的女青年，西班牙大使自始至终热情相待。而我也并未因自己的这身装束感到不自在，毕竟以我当时的状况，已经做到了力所能及的最佳，不可能更好了。
在罗马尼亚任职的几年，我对外交礼仪开始有些接触和认识，并且努力在有限条件下尽量做到整洁和符合礼仪要求。但是有时候还是存在应付不过来的情况。休假回国时我下决心来一次置装升级。夏装，做了三件真丝小衫和一条便于搭配的黑色长裙，中国真丝物美价廉，穿上常得到称赞。冬装，做了两件织锦缎的中式上衣，搭黑色裙子，一般仪式和晚宴都可以应付。之所以没有选择旗袍，是因为使用场合有限，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成本——一件旗袍的价格几乎可以做两件上衣。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更多功能是我一生在置装上的秘诀。我坚持一个原则：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到最好。
谈的不仅是礼仪和规则，也有自己的经历
1982年结束在罗马尼亚的任期回国，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依然素面朝天。当时人们普遍收入不高，市场上服装样式的选择也有限，“衣服穿破再淘汰”是主流观念。在工作单位，大家把参加外事用的西装上衣放在办公室，有活动时换上出席。我们几位年轻女翻译每人只有一两件西装上衣用来参加外事活动，为了增加新鲜感，大家把衣服挂在一起相互换着穿，以至于其他单位的人常分不清楚我们谁是谁。
1985年—1986年，我在英国留学一年，对礼节、礼仪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观察，有机会把“美”当作一门知识来了解。回国后我成了女同事口中的Beauty Adviser（美容顾问），能帮助大家化妆、参谋衣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物质短缺的状况逐渐好转，出差去广东常能看到商店里出售出口转内销的漂亮衣服。有条件选择才谈得上会选择，我开始懂得，挑选衣服的标准不是“看着好看”，而是“穿着好看”——衣服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是用来烘托人的，而不能把人压住。
所谓好看是衣服和人相得益彰的结果。我的衣服都经久耐穿，一方面选择时要慎重，品质要好，同时自己也需要较为严格的身材管理。放弃自己容易，自我约束却需要勇气和努力。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我满怀自信地走在异国他乡静谧的林荫大道上，不长的路上，我想到了很多，仿佛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从辫子上系着绿色塑料小球、身穿毛哔叽西装出席晚宴的女青年，到出使伦敦的女大使……点点滴滴的记忆、磕磕绊绊的故事，一股脑儿涌现。越走，内心越坦然。
我对外交礼仪和服饰的认识近乎成熟的这一刻，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想写一本书的念头也在此时萌生。不过到真正动笔又过了10年。这条属于个人的成长之路，也折射出国家的发展历程。尽管社会上并不缺少关于礼仪和服饰的专业书籍，但是，在许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之下，我下决心把这本书写出来。书中谈的不仅是礼仪和规则，也有自己的经历，包括闹过的笑话、犯过的错误，分享自己获得的经验、积累的内涵。职业和经历使然，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过来人对外交礼仪的理解和国际交往中的一些常识。
对大多数人来说，外交礼仪似乎距离自己相当遥远，鲜有机会涉及。但是，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级大国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如何在自己所处的位置恰如其分地展现风采，如何更好地营造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这些与个体息息相关的内容，在书中均有提及。
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引起其他领域朋友的兴趣，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如果能从中了解国际交往的一些规则，读到有趣的故事，培养守时、守信的好习惯，树立起通过尊重他人赢得尊重的能力和品格，应该也是有益的。一条走了30年的长路，是记忆，更是心路。
（作者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