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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产业组织形态和就业模式的多重影响

摘 要:数字经济的发展新趋势深刻改变着我国的经济结构,推动着传统就业模式快速转型、呈现出新特征。数字经济不仅对职业技能和就业结构影响巨大,对产业组织形态和就业模式也影响深远。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必须适时调整和创新我国的就业政策。

关键词:数字经济 就业结构 就业模式 就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数字社会建设已进入全面提升阶段,数字经济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提升社会治理智慧化水平的重要工具。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政府提高服务效率,再造和改善服务流程,发展数字化公共服务,拓展数字就业、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社保、数字住房等社会公共领域。准确把握新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新趋势及其对我国就业模式和政策的影响,对推动数字经济以及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新趋势

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认知、筛选、提炼、储存和应用数字化的各种信息,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等现代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新时代的到来,不仅是以数字技术创新来引领经济增长,也是模式转变、结构升级引致的经济增长,其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征。

数字经济从最初的市场交易服务模式到组织管理、生产制造等各个领域和环节都呈现出新特征。数字信息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方式构造了一个全新的生产经营与组织管理模式,转变传统的以资源和资本投资为主的发展方式为以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为主的增长方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创新驱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

数字经济为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就业理念。数字信息的全面普及缩小了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性,数字经济成为加快自主创新的重要保障,促使人的自由且全面发展的社会目标逐渐实现。

数字经济促使整个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发生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以智能化应用为重点的车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应用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数字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对劳动者职业技能和就业结构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新行业和新的产业结构会给传统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带来新的挑战。传统的主流就业模式是以大机器生产为核心的工业技术经济的产物,劳动者听从组织的计划、指挥和管理,工作时间、地点、过程等环节均集中完成,在相对固定的流水线上完成程序性的工作,从业者因受制于严格的管理机制而缺乏自主性。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要求生产组织中的参与者练就新的职业技能,他们迫切需要掌握数字技术,掌握互联网应用,远程办公等职业技能,数字经济要求全社会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尽可能减少数字鸿沟,这同时也给就业者职业技能的提升带来巨大机遇。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就业结构在各个领域和不同环节发生了新的变化。数字经济是当代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必然深刻地影响就业结构变化。新技术一方面会减少传统就业岗位,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不断参与到数字经济活动中,很多企业开始大规模采用机器自动化设备来替代中低端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员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导致制造业就业人口的迅速下降,同时也造成许多传统手工匠人的失业和破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则带动新行业的发展,制造新的职业、新的就业平台和大量新的就业岗位。由于数字技术赋能,新的自主型就业模式、多元化的就业结构不仅得以顺利实现,而且能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的发展需要,在程序员、餐饮服务、快递家政、健身演艺等方面的就业人口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同时,数字经济的形成导致生产技术的转变和资源配置的调整。在快速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普及对传统产业的冲击是巨大的。新技术的产生意味着新设备、新流程、新系统和新岗位在生产组织中的创新应用,这种非连续变革会对人们的生产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新技术会改变原有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生产流程、生产组织、生产习惯甚至生产者本身,在带来新的行业、就业和岗位的同时,也会淘汰旧的行业、就业和岗位,会导致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因此要时刻关注劳动者职业技能的先进性、适应性和可塑性,积极运用新的生产技能、提高数字技术水平、提升职业素养。

总体来讲,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使就业结构向着个性制造、高新技术的职业技能方向调整,呈现出“快—慢—快”的调整特征。发展初期,数字经济比较有利于对传统行业进行数字化渗透,出现了数字农业、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社保、数字住房等形态,从而快速创造出数字化转型下的许多就业岗位,同时传统第一产业、制造业和普通职业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也在快速减少。发展中期,伴随着数字化转型的逐步就位,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渐行趋稳以及相关社会人力资源存量的增加,劳动力供需匹配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平衡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而言,存在的增益作用明显趋于平缓。发展后期,数字经济终将促使就业结构向着更高层次的制造业、高新技术和技能方向发展,新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加速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就业结构转型,促使人力资源存量需求快速提升。

数字经济对产业组织形态和就业模式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显著趋势,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组织形态和生产关系,也改变了传统的组织形式。一般说来,传统生产组织主要呈现出线性组织结构特征,往往采取比较标准细化的作业分组与岗位设置,实行流程化的生产作业模式,从而使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机器强制性、流程强制性、时空强制性,使工作本身变得简单、重复,使工作者成为机器和制度的附庸。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需要统一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需要严密地组织分工与协同,需要及时有效的组织沟通和统一指挥。集中性、强制性、统一性以及标准化、程序化等是传统生产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的主要特征。

而数字经济体系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会使生产组织呈现出来一种扁平化的发展趋势。在现代数字经济生产发展模式下,生产组织日益呈现出分散就业、柔性就业、弹性就业、自主就业的特性。一方面,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原有高度集中化的组织形式,大大减少了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生产组织形态的扁平化与分散化,造成传统工作方式和就业模式的分散化与自主化,从而导致传统的雇主型就业向自主型择业转变,由岗位强制型就业向自主灵活型就业转变,由传统刚性就业向柔性就业转变,由相对集中型就业向多元化分布式就业转变,从而大大加强了数字经济条件下自主就业的柔性和灵活性,大大拓展了自主灵活就业的平台。事实上,在传统生产组织和就业模式下,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而在数字经济形态和就业模式下,又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就业。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而且通过与传统生产组织的不断融合、创新,逐渐构建出具有数字经济特性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组织关系。数字经济不仅从工作方式上颠覆了传统组织完成工作指标的固定流程,而且改变了以单调、重复、流程化作业为主的工作内容,并促使纯体力劳动、精密作业、危险作业等人力操作难度系数较高的特定领域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机械化作业、智能化作业等新技术所取代。数字经济为跨越各行业传统技术的门槛,提升劳动生产效率,达成网络化、信息化、扁平化的工作方式开辟了新的就业与工作平台。

数字经济呼唤我国就业政策的调整与创新

数字经济的发展新趋势深刻地改变着我国的经济结构,推动着传统就业模式的快速转型,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不仅对职业技能和就业结构影响巨大,对产业组织形态和就业模式也影响深远,需要我国的就业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以正确发挥数字经济对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

新的技术变革要求劳动者培养区别于传统人才技能培养的方式,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升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需要全面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加强设计,调整以往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以更好地面对未来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一方面,可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把提升数字技能纳入技能人才工作各环节,将云计算、大数据、电商、直播等新职业新产业培训融入各类职业培训。另一方面,可利用数字经济万物互联优势探索在线教育、数字化技能培训新模式,通过促进互联网技术与职业技能培训深度融合,提升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让全社会更好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目前数字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还存在技能培训覆盖面不够广泛、培训服务供给不足、数字经济技能培训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因此除了数字人才培养外,还应该考虑到为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失业的人员提供数字技能培训。

要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改善以往的就业政策,不断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扩大数字化生产的服务,夯实数字经济的基础,为进一步推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创造更多新技术条件下的就业新岗位。利用数字经济优化各类传统要素的组合能力,从时间与空间上优化就业存量,催生各类弹性就业新形态,实现保就业稳就业。调整大专院校专业体系设置,构建符合实际的人才培养与评价制度,使之更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对就业技能的要求,重视人才对知识的吸收、转化与创造效应,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实现就业结构优化完善。虽然工业数字智能化造成了制造业就业的萎缩,但是不断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会使服务业等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更加多样化。为顺应并把握这一趋势,我国的就业政策应为优化新产业、新业态的成长环境而做出相应的改变,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互补作用,从而促进行业就业结构高级化,实现自主性就业、灵活性就业、多元化就业、分布式就业、柔性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9ZDA15)阶段性研究成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乔剑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2021年3月。

责编:董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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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