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张成岗，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阿柔娜
随着新兴科技与治理体系深度融合，以及其实践应用场景的丰富和理论探索的深入，中国正在迈入智慧治理新时代。近年来，各地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正在经历从网格化管理向数字化治理的转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既契合了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实际，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有力抓手。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智慧治理作为推动智慧社会、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实现路径，是全球治理理念在实践领域的深化革新，是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高质量政府治理的现实呈现。
智慧治理的内涵
智慧治理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社会治理变革，是一种将技术主导转向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治理的复合性、整体性治理思路，其目的在于建构具有包容性、整合性以及可持续性的智慧城市。智慧治理、社会治理、智慧城市三者密切相关，智慧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在于理论建构，而智慧治理与智慧城市的关系则在于实践应用。相较传统治理模式而言，智慧治理将新兴技术和社会治理相结合，是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化选择，将带来社会治理精准化、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科学化等新变革，需要从整体性角度考虑治理、技术和社会的多重逻辑关系。结合智慧城市体系化、综合性的治理需求，在城市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智慧城市将呈现多样化的智慧治理新模式。
治理理念从“经济主导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统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将从过去的经济效率占据主要地位转向以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为核心。在新技术革命进程中，智慧治理将更加注重“算力技术”与“人文技术”相统一的综合治理，更加关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度融合，满足多主体、多元化、多层次的个体社会利益表达诉求，在重构服务型政府的同时实现社会“善治”。
治理目标从“相机决策”向“精准化决策”转变
智慧治理应用场景的复杂性决定了智慧治理中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和非程序化特征。以往治理目标的确定主要依赖于行政管理者的“相机决策”进而实行因地制宜的实施治理策略；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为智慧治理目标的确定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支撑，为智慧治理目标的精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进而使趋向场景关注的智慧治理新范式得以形成。
治理架构从“分散协同型”向“整体智能型”转变
相对传统社会治理而言，智慧治理在空间分布、场景环境等方面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智慧治理将依托新兴技术对政府与公众进行双向“赋权”和“赋能”，未来的社会治理架构将不再是线性、链式以及科层化的“垂直独立型”组织架构，而是更加注重多元主体实质性参与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整体智能型”治理架构，即构建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平台生态圈并依靠规则制约多元主体，实现共生演化，从而推动“善智”与“善治”互构。
治理主体从“信息互联”向“价值互联”转变
传统的社会治理逐步实现了初级的“智慧”，“互联网+政务”等形式使得政民互动可在线上进行，但是这样的“智慧”并不能真正实现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协同治理。未来的智慧治理将采用更智慧的技术，在更加智慧的治理架构上实现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智能技术的应用创新，激发数据价值，重塑价值和道德体系，使得治理主体间天然互信，推动构建更加智能的“互信社会”。
智慧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是新时期应对社会治理环境日益复杂化、社会治理内容日益多样化、社会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必然选择。智慧治理只是一种治理方式，其直接目的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为此，应当加快推动基层智慧治理配套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基层智慧治理的科技支撑能力、构建安全的基层数据开放共享体系、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有温度的智慧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