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乡村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低于城市地区，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不仅要着眼于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更要注重提升乡村居民的幸福感。当下，应通过城乡融合、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城市乡村联动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战略，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对称流动，从根本上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
【关键词】城乡融合 乡村居民 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示码】A
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2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更加完善和成熟定型三大目标，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也逐渐从改革的其他领域进入居民幸福指数提升与治理的轨道上来。新时代的城乡融合是指从顶层设计出发，以政府为推进主体，以市场为决定性力量，以城乡居民共同利益为着眼点，通过优化城乡间资源配置，促进城市与乡村在工农业、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社会文化事业协同进步的发展模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步提升乡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要从“客观生活质量”“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经济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质量”入手构建幸福生活指标体系，提升居民现实生活的幸福感。
城乡融合背景下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必须直面的问题与环境特点
乡村地区的生存环境亟待改善。其一，由于农业生产产出率偏低，乡村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明显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尽管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升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也提升了乡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但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方面来看，乡村居民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其二，各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乡村地域分散、人口分散，公路、铁路、水电气等硬件基础设施无法为满足较少的人口和较低的经济潜力而不断追加投资，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条件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其三，本土就业环境长期不振。长期以来，农业、畜牧业等第一产业在乡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大多数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就业容纳能力有限。近年来，生态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依然未能成为乡村地区的主导型产业，无法为乡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乡村居民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相对恶劣。
乡村地区经济空间相对狭小。其一，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成为经济增长极，乡村青壮人口常年流向城市，导致乡村地区人力资源匮乏，缺乏消费群体的乡村经济发展空间受限。其二，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产业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体，产业结构配置相对合理，人力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能够形成自发的优化配置，而乡村地区在体制外壳的“保护”下，缺少农业经济工业化发展的内在激励和外部压力，而且其空间特性也决定了乡村地区无法有效吸纳外部资源和人力。其三，从现实性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已逐步开始，但是产业试行、产业布局与规模发展还有待市场检验。
乡村地区文化环境相对闭塞。其一，乡村地区的文化环境缺少内在创新功能，基本延续之前的乡土文化特征，与城市文化环境的开放性、变异性相比，乡村的文化和教育环境缺少外部刺激。其二，乡村文化环境缺乏多样性，导致农业生产与生活长期处于单调、保守的文化氛围之中。网络普及对改变乡村居民的生活发挥了正面作用，然而乡村地区的文化服务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文化宫、展览馆等长期匮乏，限制了乡村居民现代性思维的生发和拓展。
乡村地区自然环境优势可转换性较强。其一，乡村地区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为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绿色基地，同时，城市的喧嚣迫使城市居民寻找绿色的休闲空间，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恰好迎合了城市居民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其二，乡村地区具备独一无二的天然、绿色生产和加工优势。乡村地区的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为生态养殖、农林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撑，这也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初具模型的发展范式。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居民幸福指数提升的重要旨归
首先，城乡融合发展必然激活乡村居民的经济资本。城乡融合发展策略与机制，可以调动城乡自然资源、各类生产性与服务性要素的有效、有序对接，引进金融资源、旅游资源、基础设施等。引导乡村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乡村居民多样化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直接增加乡村居民的经济资本。当乡村居民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策略改善经济资本存量，必将借助经济资本的增值与扩张特性，实现自身经济资本和经济地位的改善。
其次，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改进乡村居民的文化资本。其一，城乡融合必然改变落后的乡村文化、教育环境、人居环境以及乡村文教和基础设施环境；其二，城乡融合会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优化乡村居民的知识结构，以实现乡村居民文化资本提质增效目标；其三，可以引进网络化、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实现乡村文化环境的迭代发展。
再次，城乡融合发展能够增进乡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其一，追求乡村居民与外部居民之间基于利益、共同发展目标所形成的信任交往，这与产业对接、资源流动、人员流动等相辅相成；其二，城乡融合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着力追求跨地域、跨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互信、交往，使得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间“社会共融体”总体目标得以实现；其三，城乡融合可以为乡村居民的职业技能升级、职业发展方向转型、产品模式革新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外部支持和协助。
最后，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改进乡村居民的象征资本。其一，推进乡村居民“绿色发展先行者”的符号化构建，打造国家“绿色卫士”的光荣形象；其二，塑造乡村居民作为“新生产者”形象，这种“新生产者”既是新时代“绿水青山”的建设者、开发者，也是“金山银山”的缔造者、开拓者；其三，乡村居民还可以宣传“乡村劳动者”的光辉形象，以劳动光荣观念促进乡村居民自我认同感提升。
如何以城乡融合推进乡村居民幸福指数提升
坚持走城乡融合、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其一，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乡村地区地方政府和其他管理部门在制定乡村发展规划上与城市政府实现目标融合、步骤衔接、模式匹配、方案互适。目标融合就是乡村地区地方政府和相邻城市政府、省域中心城市各自的发展规划要形成目标兼容；步骤衔接就是乡村地区企业改革要与具有城乡对接需求的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产品创新步骤形成有序、有效对接的程序安排；模式匹配就是乡村地区农业生产、加工企业的经营模式、项目开发、产品升级要与城市产业集群发展形成耦合效应；方案互适就是乡村地区的各项改革、改制方案要与对应城市的政治、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的改革、改制方案形成相互适应关系。其二，坚定不移地推进本地经济绿色发展。从绿色发展的思路看，乡村绿色经济就是要坚持生产方式的环保原则；坚持农业生产天然性、生态性、低碳性、循环性；坚持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绿色环保属性，拒绝为发展旅游经济而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其三，不仅要坚持城市产业、城市经济与乡村地区产业、农业经济发展方向上的耦合、同频共振，更要确保发展速度、利益分配上的合理合宜。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要高度重视乡村居民与城市职工发展机会公平，注重两者资源、要素配置的价格均衡和比例均衡。其四，乡村居民幸福指数提升更在于乡村与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续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地区体制机制改革要采取城乡联动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战略。其一，乡村地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要采取城乡联动的系统性战略。乡村地区的政府、企业要思考城乡间从一般性联系到深度融合的系统性发展战略设计。城市、乡村两类产业集群与产业结构的系统性改革、公共服务水平的平衡衔接与人员的系统化培养、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培训都要在系统性的方案体系内完善、执行与更新。其二，乡村地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要采取城乡联动的整体性战略。从“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的整体格局出发，顶层设计要考虑对农业产业及从业人员进行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弥补这一弱势群体。其三，乡村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要采取城乡联动的协同性战略。协同的目的是让城市与乡村的产业和规划走向共轨、同频的发展道路，两者的协同最终要以实现高效率为目标。
引导城市与乡村地区资源、要素的交流互动。其一，引导城市金融资源、消费者资源与乡村地区农业资源和农业产业进行科学、理性交汇对接。从发展经济学来看，位于增长极的地区必然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经济增长只能通过数个增长极向其他地区或部门传导。城乡融合战略，顶层设计势必大力引导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如通过低税收、低地租手段引导城市金融资源和消费者资源向乡村转移。金融资源进入乡村将加速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理念更新、制度创新、品牌创新；消费者资源进入乡村将为乡村的产品提供更广阔的消费市场、更便捷的销售渠道。其二，引导城市高级生产要素向乡村针对性地转移。现代交通、通讯、网络等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以及高级专业人才等要素资源，对乡村实现硬件升级、增加乡村发展后劲和外资吸引力起到支撑性作用。同时，基础设施的改进将加速扩展乡村居民外界联系的沟通渠道，不仅能拉近城乡之间空间距离，更能拉近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的心理距离。
提高乡村居民及其家庭成员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乡村居民幸福指数需要乡村居民在理念上更新、行动上创新。其一，乡村地方政府、农业企业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所在社区的文化发展，并适度推广地方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宣传工作向域外扩展。乡村地方政府、企业从要积极倡导、鼓励、引导乡村居民与家庭成员积极投身社区组织建设，打造一支能为社区共同体服务的公益组织队伍，为集体利益出谋划策。其二，乡村居民通过参与社区建设，对社区能形成更佳的安全感、舒适度和亲和力等心理体验，必然形成幸福指数中社区归属感的增值效应。
（作者分别为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林业局基金项目“国有林区改革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JYC2016-47）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产业生态系统的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产业转型模式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YJA630094）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邢占军：《中国幸福指数报告（2011-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②龙云飞：《公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人民坛论》，2012年第12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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