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以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必须改变现有传播中存在的主客体弱化、内容抽象、渠道不畅、环境失衡等短板，构建主体引领、客体参与、内容生活化、途径多样化、环境协同化的传播路径，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历史交汇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乡村振兴 价值认同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着眼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五年要让“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传播，有助于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乡风文明、增进价值认同中，促进乡村振兴，进而推动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能够引领、助推、驱动乡村振兴
农村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整合多元化的乡村价值观，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提升农民道德素养，培养乡村共同体意识。
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助于改变传统农民“只管自己三分地”，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小农意识，转变小富即安、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把国家的发展同自我发展联系起来，不断增进对国家的认同感、自豪感。正确的国家价值观可以帮助农民关注和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理解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初心和决心，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认同，积极投身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
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助于改变传统农村生活中，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熟人和半熟人社会生态，打破乡村差序格局中的尊卑意识和等级观念，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农村社会环境，有利于农民突破成规陋习的思想束缚，树立现代乡村公共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打破城乡结构壁垒，把城市优势资源引向农村，促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有助于改变农民因为贫穷落后而萌生的自私狭隘的传统道德观念，构建和谐文明的乡村人文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人们不再会为了日常小事争吵打架，但依然有农民因为邻里间的恩怨，阻挠乡村公路修到他人门口，不利于构建和谐的乡村邻里关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公民个人价值准则，构建现代公民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为农民在处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时提供价值引领，同时为乡村文化振兴、农村现代化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文化环境。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存在的现实难题
一是传播主体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具有理论性、抽象性。传播者必须要在深刻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够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进行讲解。但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往往并不是专门的理论工作者，加之实际工作中更看重一些经济指标，淡化对意识形态的宣传，他们开展的宣传活动在具体落实上就容易变成照着文件念的“传声筒”式宣传，这样一来传播就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二是传播对象缺乏主体性。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在价值追求中表现出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性源于主体需要的满足、自我意识的提升和主体能力的增强。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是他们自觉、主动的参与过程，受众如果只是被动参与就难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三是传播内容抽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政治文化的集中概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虽源于鲜活的社会实践，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体现，其内涵的抽象化表达，容易让老百姓对其精神理解不全面。现有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达到了国家、社会与个人在价值目标与行为准则上的统一，构建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但较为冗长、难以记忆。老百姓将其和那些直观生动、轻松好笑的小视频、娱乐节目进行选择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就有待提升。
四是传播途径受限。和城市热闹的文化氛围相比，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常年居住人口不多，乡村人文气息相对冷清。因此，就是宣传标语，也难以看见铺天盖地的文字图画、灯光彩绘，更多只是集中标示在村委会或社区活动中心的宣传栏。而受网络通信技术以及农民接受信息的习惯限制，农村价值观传播也更依赖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虽然这些途径能够保证传播的快速、公开、权威，但这种单向度的传播其效果相对有限。如果在传统媒体传播中完全使用官方语言，传播内容缺乏通俗性、生动性，就更加难以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春节、国庆等节假日举行的文艺活动，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机会，但如果利用不充分，不能让群众广泛参与了解，便也难以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五是传播环境失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并非单纯的信息输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引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虽然这一过程需要抽象逻辑的理性思辨，但本质上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理论化过程。当乡村依然面临经济衰败、基层干部微腐败频现、民生需求难以保障、乡村治理无法实现的现实状况时，由于缺乏现实说服力，就难以倡导民众树立“富强、民主”的价值观。面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大量青壮年人群常年外出务工带来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农村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日益猖獗，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就容易滑坡，倡导“文明、和谐”的家风、社风、民风就显得难能可贵。
构建主体引领、客体参与、内容生活化、途径多样化、环境协同化的传播路径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需要转变理念，在重视隐形传播与显性传播共同作用中构建多元化的传播路径，创造百姓喜闻乐见、润物无声的传播效果。
发挥传播主体的引领作用。传播主体是指传播活动的发起人和传播内容的发出者，是位于传播起点的个人、组织、社会的混合体。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主体以乡镇政府、村委会基层组织的党员干部为主，还包括道德模范、新乡贤、大学生村官、农民团体等。传播主体在传播活动中“传什么、如何传、传得怎么样”，需要从政治理论素养、业务技能水平和增加社会信任度等方面提高传播主体素质，增强传播的感染力、说服力和吸引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村官成为传播主体，他们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敢拼敢干的创新意识，能够充分激发农民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情，较好地发挥传播主体的引领示范作用。而以“最美村支书”“最美乡村教师”等道德模范树立的传播主体形象，就成为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杆。
调动传播客体的参与性。有效的传播要从“以我为主”，注重“我要说什么”转向“以受众为本”，关注受众“想听什么”，调动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要把单纯强调自上而下地灌输党和政府的政治主张转变为把党和政府的政治主张与农民的利益需求统一起来，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参与互动中“因势利导”，实现教化。由于农民的构成是多元化的，有农村党员、外出农民工、职业农民、留守妇女儿童等，他们各自的需求有明显差异。如农村党员追求先进，普通农民希望致富，青少年群体崇尚自由平等，因此，在传播时要有意识地有所侧重，要让每一次面对的受众都觉得“这就是对自己讲的和自己应该做的”，在互动参与中产生价值共鸣，并自觉践行。
促进传播内容生活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更需要把抽象的理论内容转化为人民群众易懂的道理，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逻辑，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理解、领悟与践行。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三元村概括的“合润三元”价值观（合心：支部为核、凝心聚力、共筑致富之基；合作：党员带头、多元协作、共谋发展之路；合美：全民参与、携手奋斗、共创美好家园），就是对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生活化、具象化表达，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很好地发挥了价值引领作用。这表明传播内容生活化最重要的是传播话语生活化、大众化、通俗化，要以人民群众听得懂、熟悉的语言作为载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寓于百姓日常生活中，通过讲述人们身边的致富故事、善人善举，让大家口碑相传、津津乐道、蔚然成风。
构建多元化传播途径。进行全面生动的多元化传播就是“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发挥“新闻媒体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强化传统媒体，如报纸、书籍、广播、电视、标语等的常态化传播。适应网络媒体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我国农村网民也达到2.55亿规模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如微信、微博、QQ等，构建参与式、互动型传播平台。借助“人人都是麦克风、都是搜索引擎”的新媒体，可以把传者与受者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参与、自我教育的传播方式。充分运用多元化的传播载体，构建独特、新颖的传播手段和方法，如义乌市何斯路村创立的“功德银行”，很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的“知行合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推动建设协同化传播生态。传播环境虽然并非传播本身，但却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营造有利于传播效果的制度环境、生产生活环境也尤为重要。一是要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致力于改善和发展民生，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提供坚实群众基础。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也更加明显。二是注重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活环境的影响因素。利用家庭环境，推进家风、家训建设，推选文明家庭。利用学校环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不断加强学校思想道德建设。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推进社区村落文化建设。三是强化制度的保障作用。要通过传播和贯彻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明确“什么能做与什么不能做”。建立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非正式制度，督促民众“什么该做与什么不该做”，发挥制度的奖励与约束效果，引导人们在理性判断基础上的自觉行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新华网，2020年11月3日。
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③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
责编/孙垚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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