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社会的发展催生出各类线上情感服务，年轻人的孤独感正在成就一个百亿级的“陪伴经济”市场。正是由于成年涌现期的孤独、网络自我表露的畅通、视觉信息匿名的推动、现实情境的社会补偿等因素驱动，陪伴式经济与线上模式的契合无形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情感释放的空间。情感陪伴商品化与在线服务无缝对接不仅是青年个体行为方式的探索，也是对社会结构不断解构与不断建构的尝试与体验。在泛娱乐化、泛网络化的今天，在线情感陪伴纵然可以温暖心灵、慰藉灵魂，但是仍存在增加个体孤独感、网络道德脱离、隐藏的法律风险等值得深思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情感服务 商品化 心理动机 青年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处处开花，催生各种新业态。在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并非只有可见的物质生活受到影响，情感与人际的交互作用也在催生新的经济业态。近年来，服务类网站针对心理需求设置个性化陪伴服务，虚拟男女朋友、在线陪人聊天等线上情感服务不断涌现，“互联网+陪伴”模式发展如火如荼，对青年的吸引力尤其显著，年轻人的孤独感正在成就一个百亿级的“陪伴经济”市场。情感已不仅是个人的感受或经历，而且成为一种能够被买卖的商品。无论是互联网需要注入情感，还是情感需要搭上互联网的便车，“陪伴经济”这一新业态的兴起必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当代年轻人选择虚拟情感服务背后体现出何种动机？寻求何种情感体验和心理满足？情感商品化背后的青年一代又阐释了怎样的文化嬗变轨迹？
情感何以能成为商品
商品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劳动成果。恩格斯说，商品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是为了他人消费，当为社会而生产时便成为了商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通过定义可知，商品必须通过交换过程，实现使用价值的转移，其中劳动力和劳务也是商品。商品的二重性显示，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商品中是统一的属性。
从文化的自身语境和行为逻辑来看，情感一直占据理论与实践的重点地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之所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是因为人的激情的实现和满足依赖于他人的回应和肯定。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正是因为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社会中而且每时每刻都受到他人影响，如果把这些影响全部抛离，个体不再与任何人活动，这个人也就不算作人类了。正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所以需要与他人交互，需要情感的温暖和心理的支持。
在网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当下，在线环境影响了基本社会结构，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人类社会性，网络陌生人提供了情感支持的必要补充，将情感加工为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发挥其价值最优。社会学家齐美尔追问过“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认为陌生人是其所置身社会中的重要组成要素。陌生人抵抗固定化，具有丰富的可建构性，他们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灵活多变。之后，社会学家鲍曼又进一步强调陌生人永恒存在，在不同的社会格局中有必然的过程性和变异性，文化是社会秩序的实体和过程，被建构和建构能力是人类生活的双核，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现代社会是以建立身份来争取立足之地的社会，后现代社会则是以逃避限制来确立地位的社会，崭新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策略正是一个无根的陌生人世界。
如今网络社会是大量陌生人匿名、流动和不确定的生活圈层，这种“轻熟人”社交游离于以往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在网络视域下卸掉本体的社会性，以匿名性、流动性、不确定性提供崭新的情感支持和情感消费。生活方式是一套共享的知识网络，它总是在现实情境中不断地被生产、被模仿、再生产、被流转。当万物皆可虚拟，情感虚拟自然就具有存在的理由。社交网站以其多重社交、空间穿越、身份可塑等特性，能够从线下到线上把不同空间的陌生人有机链接，并提供便捷和通畅的交往路径，使情感成为生产线上的所需商品，提供了一定的心理慰藉和情感支持。
“互联网+陪伴”背后的驱动因素
第一，成年涌现期的孤独。2000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奈特创造性的提出一个新概念——成年涌现期（emerging adults），即认为个体在青少年和完整成年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时期，被认为是成年涌现期。这个阶段的个体从生理上已经离开了儿童和青少年时代的幼稚，但又无法承受继之而来的成年期的重大责任，他们既不是生理意义上的青少年，也不是心理意义上的成年人，他们处于自我认同的探索时期，是迅速发展的社会和高度竞争的信息化社会中晚熟的一代。他们不想销声匿迹或消失在时代的洪流里，也不想亦步亦趋地控制或者被控制。他们期待自由，又拒绝长大，他们独立而又矛盾，外在激情澎拜，内心惶惶不安，他们喜欢热闹喧嚣，又总是感慨孤独寂寞冷。成年涌现期的青年人需要强大的社会支持，他们渴望倾诉和被理解，但在现实生活中又缺少沟通的时间和空间，在线情感陪伴模式无疑给24小时在线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疏泄情感的机会。
第二，网络自我表露的畅通。情感需要表达、沟通，也需要得到反馈。网络世界社交依然显现现实世界人类交互的本能欲望，期待通过社交获得人际支持和情感卷入。在线情境是一个全新的载体和平台，必然会将人类最本源和最原始的需求、愿望与动机以他类方式加以展现，甚至以往那些内隐的需求和无法达成的愿望通过新技术得到满足和彰显。所谓自我表露，即是将个人信息透露给特定的人或群体，它对于提升生活满意度、加强精神健康都具有积极意义。传统自我表露为面对面交流，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个体可以充分进行在线自我表露。网络自我表露是现实自我表露的延伸，在新媒体时代成为生活的一种新常态。面对面羞于表达的通过微信、借助表情包就可以自由流露，互联网提供了自我表露的全新路径。研究表明，中国青少年的焦虑情绪从1992年至2019年持续上升。发展心理学研究发现，年龄是网络自我表露的重要因素，15岁成为个体网络自我表露最显著的时期。“陪伴经济”具有即时性沟通特点，静态网络自我表露包括发博客、朋友圈，透露个人心情和状态，但是动态性自我表露更强化了反馈的即时性，提高了互动质量。当出现消极情绪时，高水平的在线自我表露意味着会得到更多的人际互动和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抵消消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作用。
第三，视觉信息匿名的推动。人际交往是一种面对面交流，而通过电子设备的交流被认为是一种视觉匿名（visual anonymity）交流，即人们在网络互动中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看到对方。视觉信息匿名使得网络环境过滤了个体的视觉信息，虽然无法有效获得对方的非语言信息，但是也同时减少了沟通中的无形压力，容易更加促进自我表露，更加强化情感的培养。比如网络隐形聊天，用户常常无法知觉到害羞和胆怯，这就降低了自我管理的心理盔甲。也有研究显示，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网络互动中学生更容易提出尖锐问题，更愿意真实表达自我。可见，网络匿名性和即时性缩短了心理距离，打破面对面沟通中因性别、地位、职业所带来的间隔和沟通障碍，使得交流更加轻松自如，也容易让人们更轻松的表达情感和无距离倾诉。
第四，现实情境的社会补偿。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个体存在补偿心理机制，即在某一方面无法达成目标时，会有意识地采取其他路径代偿由于该不足而形成的无助感。补偿心理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当代青年生活于互联网时代，网络也影响和塑造青年一代。当代青年人越来越习惯用文字、用符号来代替面对面的语言沟通，以至于会产生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社交的恐惧和回避，现实情境的情感表露变得越来越困难。互联网提供了补偿性平台，使社交能力缺乏、社交技巧生疏的年轻人可以在线自由倾诉和情感交流，弥补他们现实人际关系发展不良的缺憾。
互联网对于现代社会产生了颠覆性改变，悉尼大学学者Joseph Firth发表文章《在线大脑：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的认知》，通过神经影像学发现互联网在线信息流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无处不在的在线信息来源改变人们以往的记忆检索、存储和知识评价方式。对于社会认知，在线环境能够模仿和唤起现实世界的社交过程，在传统社交生活与现代互联网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交互作用。Kanai等研究者认为就大脑处理线上和线下社交网络的区别而言，关键点是网络模式不同，在线更为广泛，甚至可以同时处理数百万的友谊，这对于传统面对面互动和情感交互显然是天方夜谭。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相仿，网络社交世界的分层也是按照不同等级层次进行的，包括爱人、亲密关系、最好的朋友、亲密的朋友、所有朋友这一体系逐渐缩放。高质量的人际链接需要共享情绪、相互关注、行为保持同步，这三种因素耦合在现实情境中可遇而不可得，但互联网都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在线情感陪伴无需考虑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甚至打破了以往交流中的各种沟通障碍，以自愿为原则，以自由为内核，以自然为根本。
情感伴随着文化变迁和结构性调整而创新形式
人类情感不是简单的个体生理现象，其受到社会规范、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生命形式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而它不仅存在于个人交往意义中，也存在于社会结构的嬗变与发展中。因此，情感是人类集体意象的反映，通过行为得以表达，并将行为进一步合理化。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中指出，人类最独具特色的生物特性是人能够产生和运用各种情感去建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他认为，倘若人类没有情感能力，人类文化和社会结构将不复存在。在人际互动和群际过程中，情感是隐藏在对他人社会承诺背后的巨大力量，也是形成社会结构的源泉，起到变革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撬动作用。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中，情感是一个独立议题，其在人类相互交往中伴随着文化变迁和结构性调整而主动选择、创新形式，从符号到传达载体，从价值到流传方式都在发生改变，这是一种对结构改变的主动适应，在微观上是人类交互作用与行为逻辑的按图索骥，但在宏观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变迁和规范文化重塑的社会表征。情感陪伴商品化与在线服务无缝对接不仅是青年人个体行为方式的探索，也是对社会结构不断解构与不断建构的尝试与体验。
当然，在泛娱乐化、泛网络化的今天，在线情感陪伴纵然可以温暖心灵、慰藉灵魂，但是仍有许多值得深思和需要关注的问题。首先，陪伴是否一定会是积极的？有可能陪伴更容易增加个体的孤独感，难以获得对方的社会支持，无法引起对方的共鸣和积极反馈，甚至网络更多的负面信息反而适得其反，因此在线情感陪伴的尝试不失为一种补偿，但是仍然不能脱离现实中的情感交流。其次，要警惕网络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网络环境中社会线索明显减少，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情境容易引发道德线索缺失，减弱道德意识，降低道德标准，容易在网络情感温情脉脉和越轨行为中边界模糊。最后，网络情感陪伴需要密切关注法律边界。有偿陪伴市场仍有许多隐藏的法律风险，同时大量不良的网络陪伴也极容易污染网络环境，影响网络清朗的自然生态，“擦边球”“钻空子”“浑水摸鱼”的障眼法也需要相关部门严格监管、重拳整治。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课题编号：17JZD043）和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课题编号：63192402）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李丹妮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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