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多年，目前正在向纵深推进，处在改革攻坚阶段。“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勇立潮头，奋勇搏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为此，就必须搞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即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和本意，以便更加自觉，更加主动，义无反顾的将改革开放进行下去。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就是要扬弃苏联模式，创新社会主义制度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准备不足，又缺乏起码的经验，我们基本上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苏联经验，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客观地说，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生产关系比较简单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对于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重点建设，迅速奠定国家的工业化基础，曾经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苏联模式的固有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其领导人斯大林的主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统称。苏联模式的创造者是斯大林，所以又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探索，到40年代初基本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效法苏联，“唯苏独社”“唯苏独马”。必须照抄照搬，稍有改动，就被斥责为修正主义，大加挞伐。在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影响下，后来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基本上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主要由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两个部分构成。发展战略上，苏联模式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为了在经济上尽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惜一切代价谋求经济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把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作为客观经济规律。三是以粗放发展为主实现经济增长。就是靠大批上新项目，依靠投入新的资源、能源，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来发展。
与这种发展战略相适应，在经济体制方面苏联模式也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在苏联模式下，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前者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后者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低级形式。集体农庄名义上是集体企业，实际上是准国有制，与国有企业一样没有自主权，国家通过各级农业部门向集体农庄下达指令性指标。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与其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主要是为了便于利用国家权威进行积累，便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便于把农业剩余作为积累的主要手段，便于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二是在经济运行中，否定价值 规律，排斥市场经济，否定商品交换，实行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三是在经济管理方面的高度集中。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进行控制和管理。高度集中，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是苏联模式的最突出特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联模式采取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其政治体制必然也是高度集权。具体表现为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权力高度集中，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客观地说，苏联模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苏联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适应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满足了当时苏联社会迫切发展的要求，也适应了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的需要。苏联利用这一高度集权的发展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化基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苏联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到19世纪 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苏联利用其特殊的体制独立自主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曾经被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典范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效法的典范。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借鉴苏联模式。
受此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认识，新中国的制度安排基本上照抄了苏联模式。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等方面，都借鉴了苏联模式。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未搞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发现从苏联搬来的这个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有点“水土不服”。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鉴于此，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并且形成了初步的发展思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没有把这个正确思路很好地付诸实践，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频繁地发动政治运动的歧途，直至发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从1957年到1976年近 20年时间，走了一个大弯路。经济濒临崩溃，政治一片混乱，整个社会失序，几乎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动因。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称《决定》），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这个《决定》认真总结了我国3 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深刻分析了必须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原因。《决定》指出，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有其优越性，这个优越性主要表现为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这种优越性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动力” 。为此，《决定》鲜明地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办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这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即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本意，就是为了改变高度集权、对外封闭、缺乏效率的苏联模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活力、富有效率、开放包容的，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进程，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在实践中创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扬弃计划经济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就是通过市场这一平台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给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以自由创造的空间，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和体制政策的变化，释放出了巨大的社会活力，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正如邓小平所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就必须跟上时代，顺应时代潮流，站在时代前列，而改革开放则是跟上时代，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社会进步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革命；二是改革(改良)。革命是疾风骤雨式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往往是一场政治革命，其结果是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剧变。而改革则是统治集团主动自觉进行的体制和政策的调整。革命需要自下而上的发动，需要冲破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法规；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逐步进行。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改革（改良）是社会进步的常态，革命则是非常态的。在阶级社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正如列宁所说：“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 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 地改 造旧事物，力求 尽可能少加以破坏。”而改革（改良）则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 。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进步的形式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在探索之中。对此，他们没有作出明确论述。恩格斯曾郑重提出：“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但是，有一个基本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是明确的，即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劳动者自身，都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但是，他们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从理论上预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旗帜鲜明地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按照现成的处方炮制出来的，而是在自己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它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可见，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提出，比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还要早，而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则几乎与社会主义制度同龄。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关于社会主义改革问题还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改革问题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苏联领导人——列宁结合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1921年，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列宁写了《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进步的形式，即社会主义改革问题。列宁结合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以及改良——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进步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列宁从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亲自制定并组织实施了一些改革步骤。新经济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改革的措施，这与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和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即是逐步地、审慎地改造旧社会，并且在改造旧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创立新制度。
列宁还十分重视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完善问题。他认为：“建 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工作还得不止一次地补做、改做或重做。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如果因此而‘面有愧色’，那就荒谬绝顶了。”列宁在其晚年，还深入思考了改革和完善国家机构的问题，甚至还设计了具体的改革方案。
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主要有三点启示：一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形式；二是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完善的基本途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三是要充分认识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要勇于改革，大胆探索，不断把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问题，毛泽东也作过深入思考。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不完善，还不巩固。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除了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外，就是要进行改革，通过不断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从理论上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基本适应情况下的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因而解决这些矛盾，不需要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需要也只能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使矛盾不断得到解决，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的重大决策，就是依据了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社会内部的矛盾不再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社会进步就不再是 一 个阶 级推翻另一 个阶 级的暴力革命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建立了人民政权，其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存环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它与改良融为一体了。革命采取了改革（改良）的形式，而改革（改良）包含了革命的内容。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改良）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形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主动自觉进行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调整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这种变革和调整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和国家繁荣，因而得到全体人民的真诚拥护，也赢得了全世界的信赖和好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一成不变、僵化凝固的发展模式，而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发展、不断变革、逐步完善的过程。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地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断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通过改革开放自觉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发展完善起来，使社会主义制度所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且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改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庄严历史责任，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早已形成的共识。早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他还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革体制的命。江泽民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改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性质及其作用作了简明的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习近平多次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的伟大社会革命。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将改革的目标聚焦为完善和发展制度体系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探索一条使中国尽快走向人类文明正道之路，并且使中华民族 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头。其实质在于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其实，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回归人类文明正道的过程。请注意：“回归”这个概念。就是说，人类文明大道是有轨迹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苏联模式严重背离了人类文明正道，严重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长期不改，最终被历史淘汰，被人民所唾弃，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扬弃计划经济，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按照价值规律组织生产和交换，这是人类社会最近几百年在经济上的伟大创造，是人类社会创造的经济文明。对于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地位，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认识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仿效苏联模式，我们建立了“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初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应该尊重价值规律，还不能消灭市场和商品交换。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还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提出了国家为主导市场为补充的发展思路。但是，由于在理论上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的范畴，这个发展思路没能在实践中贯彻下去。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逐渐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物，它只是资源的配置手段，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不能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且还应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讨论，我国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十多年的改革可谓风风雨雨，跌宕起伏，但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始终未变。正是因为坚定地遵循了价值规律，也正是因为坚定地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改革的取向，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极大地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迅速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使社会主义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其实，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生态文明、核心价值等新理念和体制，都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都大胆地加以吸收和借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拉回到人类文明正道，融入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跟上时代，融入时代潮流，回归人类文明正道。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回归人类文明正道的过程，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过程。所谓回归人类文明正道，就是要把改革的目标指向定位为尊重人民、依靠人民，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类解放”和“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状态。
其实，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是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鲜明地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办法。”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模式、管理办法。”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交谈时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如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本意，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扬弃苏联模式，创新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回归人类文明正道。即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效率、开放包容、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