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全面抗战 毛泽东 农民思想 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革命实践中构建起了农民思想问题的理论大厦,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农民思想问题的理论精髓,而且还从实践层面开启了发展农民思想问题的新征程。全面抗战时期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殊死搏斗、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农民的处境极端困难,革命情绪高涨。毛泽东始终非常注重农民问题,自大革命开始就认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组织起来,并在全面抗战时期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有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革命胜利才有保障,发展经济才有动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深思熟虑地思考了如何保障农民的权益,从而形成了全面抗战时期丰富的农民思想。
2020年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间,也是开启解决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的奠基之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毛泽东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始发地是湖南,重温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不仅可以牢记历史、珍爱和平,而且可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以及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汲取丰富营养。
一、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探源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是根据抗战时期的革命实际,在吸收、扬弃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农民思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探源,本文经过梳理文献,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民思想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石,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农思想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形成的肥沃土壤,中国近代革命以来的农民观对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毛泽东个人丰富的生活历练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产生的认识来源和实践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思想的相关论述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充斥着无产阶级运动以及农民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睹革命运动的开展,思索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农民在经济、社会中的立场、命运,对农民问题有着不同凡响的洞见。1850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致力于研究工人运动,还未真正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中都非常局限地认为农民只能充当革命的配角。马克思在研究了近十年的农村情况后,逐步认识到农民与工人阶级都处于社会底层,有着相同的经济利益诉求和革命动力,形成了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建立联盟的思想。马克思在分析总结法国巴黎六月起义和法国二月革命时,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充分发动农民阶级,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专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具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在工农联盟中无法胜任领导,但是可以充当工农联盟的主力军,无产阶级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他革命的彻底性,在工农联盟中负责领导农民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农民阶级时依据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持有的革命态度,把农民阶级分成了四类,分别是富裕的农民、小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1],认为富裕的农民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与城市中产阶级有着一致的政治倾向。小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则有着相同的革命态度,是工农联盟的主力军。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思想,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需要,结合俄国实际形成了列宁的农民思想。列宁农民思想萌芽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形成和发展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成熟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认为农民在俄国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2],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也是吸引农民阶级参加革命的最大动力。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是农民,俄国苏维埃政府赋予了农民以政治和经济权利,建立了农业工人工会。过渡时期,列宁经过深入调查按照农民的财产状况将农民进行了分类,并对不同成分的农民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待贫农主要是牢牢依靠,对待富农主要是坚决斗争,对待中农主要是结成联盟[3],并适时地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思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根据每个历史时期特殊性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农民思想。
(二)传统中国重农思想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形成的肥沃土壤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的源头活水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思想和民本思想,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重农思想和民本思想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形成的肥沃土壤。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直接关乎政权的稳定,于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就形成了重农思想和民本思想。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芽于奴隶社会,夏商时代虽然有“君权天授”,但是尧舜禹时期产生了“恭承民命”的说法,到奴隶社会晚期周公强调要“敬天保民”。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们都强调“民”的重要性,孔子认为以民为本就是仁政,墨家认为爱民和保民是天意的一部分,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本思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都体现了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原理。进入封建社会后,民本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西汉淮王刘安主张的“利民为本”以及政治家董仲舒提出的保民、重民思想为后来强盛的汉武帝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的李世民通过农民起义看到了农民的巨大力量,提出“国以民为本”、“君舟民水”的思想,认为人民富足安康是国家安定的前提。宋末元初思想家邓牧在他的《君道》和《吏道》中对封建君主制和君主专制下的官僚制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和揭露,认为君主和封建酷吏是人民的剥削者,人民长期处于暴君和酷吏的剥削和压迫下,祸乱不断、民不聊生,起来反抗是人民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邓牧民本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带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对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总结与反思[4],认为民众作为社会的主体永远不会改变,君主作为治理国家的人却是经常更换的,而治理国家的目的是让民众安居乐业。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毛泽东在批判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基础上,吸收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式发展。
(三)近代中国革命的农民观对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近代以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革命任务,一些有识之士为变革社会提出了一些有关农民问题的合理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撰写的《大同书》非常重视土地问题,提出土地所有者应该是大众,要解决土地私有问题,人民大众要能享受到农业发展的成果[5]。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依靠农民阶级的大力支持,而后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口号。虽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没有完成变革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民的艰巨任务,但是他们的农民思想给了毛泽东一定的启发,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近代资产阶级有关农民问题的合理思想,并在以后的革命中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早期的马列主义者有关农民思想问题的论述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1年4月,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告中国的农民》发表在共产党早期刊物《共产党》,文章认为农民在民主革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支持农民为生存而斗争。向毛泽东传授马列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先生在《土地与农民》一书中就农民思想提出了许多精辟论述,他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教育农民的迫切任务,提高农民阶级的政治觉悟。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的瞿秋白一向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充分肯定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如何领导农民参加革命方面,他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对农民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组织和武装农民参加革命[6]。此外,这一时期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恽代英的《国民革命与农民》等著作都对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丰富的生活历练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产生的认识来源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子弟,祖祖辈辈都一直生活在偏僻而贫穷的农村,对农民有着天然的深厚感情,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农村度过的,长期与农民共同生活与劳动,真切体会到了农民的不易,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和同情农民的遭遇。毛泽东亲身经历过多次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共同欺压农民的斗争事件,1910年4月,长沙饥民因粮价飞涨,涌到巡抚衙门情愿,结果官府却偏袒地主,不仅不顾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对很多无辜农民惨下毒手。这件事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加深了他同情农民的博大情怀。后来的读书生涯毛泽东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十分注重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查研究。1916年他和蔡和森历时一个月考察了浏阳等地,1917年又历时一个月考察了长沙、安化等地,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农民阶级的认识。此后,毛泽东始终坚持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研究,并将多年来调查研究的资料加以整合,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依然秉持开展实地调查的理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农村考察,并写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等著作,对农民阶级有了更加客观、清晰的认识。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毛泽东农民思想的基本形成,为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的核心内容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探索,适时调整农民政策,着手解决农民实际问题,极力维护农民的切实权益,从而形成了全面抗战时期一系列的农民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散见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文章、讲话与文稿中,主要包括肯定农民在全面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注重提升农民的物质生活、重视农民教育工作以及保障农民的政治权益等四个方面。
(一)高度肯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认为农民阶级是受压迫程度最深、受剥削最重的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动力,也是发展经济的主要力量,农村是抗战的主要战略基地,争取了农民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关于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等重要著作,其中全面论述了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关键性作用。针对工农联盟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客观清晰地分析了农民的经济状况,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性质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最广大的动力源,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需要团结的重要力量。全面抗战时期,我军与日本侵略者的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日军都远超我军。极其严峻的革命形势决定了仅仅依靠军队的力量是很难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只有联合和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农民阶级,用先进的组织动员农民阶级,把处于无组织状态、聚集在农村的农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相信农民、联合农民,把农民的切身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激发广大农民阶级参与革命的磅礴之力,调动农民阶级参与抗战的热情,发挥农民阶级的巨大力量,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了农民阶级这个最大的动力和农村这块最重要的根据地,发动和领导了农村地区的抗日战争,发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注重农民物质生活
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坚实依靠力量。调动农民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性的内驱动力是解放农民的经济束缚,通过经济斗争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使农民获得生产资料等物质利益,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激发农民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的热情。首先,土地政策上给农民“减租减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际上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成为次要矛盾。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土地政策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毛泽东根据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党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在符合当时全民族最高利益的前提下及时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自封建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深受重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剥削压榨,苦难深重,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削弱和限制了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其次,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广泛动员农民积极发展生产,抗战不久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奖励农民开荒,向农民推广植棉,并通过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等措施帮助农民提高农业技术。实行专款专用的农贷政策,帮助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解决了农业生产投资难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调整农业税收政策,实行统一累进税,使得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最后,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全面抗战时期,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各根据地在农民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把农民的劳动互助合作作为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通过互助合作运动,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有效弥补了农民个体经营的不足,增加了有效劳动,掀起了农民群众普遍劳动的热潮,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
(三)重视农民教育工作
毛泽东非常注重教育的效用,全面抗战时期就将农民教育纳入抗战的轨道,强调农民教育是为全面抗战服务,并将农民教育工作视为赢得全面抗战胜利的锐利武器之一。他在客观深入分析中国农民阶级的基础上,认为农民既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克服农民的阶级局限性,调动农民的参战热情,唤醒农民的革命觉悟,首要任务是通过农民教育工作使他们从封建愚昧思想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把保守散漫、原子化的农民拧成一股绳,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在全面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和政府结合当时实际制定了以抗日为中心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新土地政策,以新土地政策为抓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农民服从抗日这一大局。但是土地政策刚开始实施时农民不理解党调整土地政策的缘由。面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从民族大义出发,用民族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农民中国土地是中国人的而不是日本人的,用爱国主义精神教导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到减租减息运动中来。民族危亡面前,教育农民以民族大义为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积极配合落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为克服日、伪、顽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农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全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在生产运动中广泛开展学习劳模运动,及时表彰劳动英雄,发挥劳动英雄的榜样模范作用,号召广大农民向劳模学习,教育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劳模典范的树立,激发了农民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注重农民的文化教育。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教育,全面抗战时期,为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根据地掀起了扫盲运动和冬学运动,通过读报识字等学习形式扫除了农民中的大批文盲,利用学文化、讲故事的冬学运动,有效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文化水平。同时深入农村开展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化活动中,使农民受到了全面深入的文化洗礼,增强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成为党中央各项决策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
(四)保障农民政治权益
毛泽东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始终都很注重农民问题,全面抗战时期,把农民视为民主政治的主要核心力量,“抗日战争,实质就是农民战争。”[7]认为要想赢得农民的信赖全面发动农民参加抗日,除了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福利外,还要在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政治权益。首先,依法保障农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正是出于重视农民的政治权益,毛泽东在农民人口占90%以上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让农民在民主政权中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能够当家做主把农民自己信得过的人选举出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把农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作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真正实现了农民参政、议政的愿望。各根据地政府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在广大农民中广为宣传选举工作,结合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体现地方特色的选举法规。如针对农民识字不多的情况,有些根据地实行了“投豆法”、“画杠法”、“投纸团法”等具有乡土气息的投票法[8],这种选举法与西方国家选举之前要进行文化检测与筛选相比要民主得多,体现了最为广泛的群众性。其次,依法保障农民的其他各项民主权利。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把发展民主政治提高至争取抗战胜利的至高点,在充分保障农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基础上,制定和实行了若干重大措施发动农民参与民主政权建设。制定具体民主政策法规保障农民切实广泛的民主权利,如监督权、人身自由权以及建议权等等。健全各项民主制度,保障农民参政议政通道畅通。如有的根据地建立了议会制度、参政机关等,并从思想上引导规范农民的参政议政行为,保证了农民的各项政治权益,政治上的解放使得农民积极投身于全面抗战中,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的现实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参战进行了深邃的思考,形成了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它曾经影响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重温和回顾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可以为推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一)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首创精神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实施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永远铭记农民在全面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功绩。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农村发展、农业振兴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比如,环境污染、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留守儿童等问题比较突出,深入推进农村社会改革,促进农业发展,早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任务,仍然要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民是乡村的常住者和守护者,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参与者和核心力量,要切实挖掘广大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首先,保障农民的经济发展权益。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应主导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首创精神,并享有农村经济发展的红利,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真正受益者。其次,充分尊重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自主性,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机制,保障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让更多的农民直接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来,创造出更多农民喜闻乐道的文化产品。最后,保障农民治理乡村的权利。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也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思想观念上行培养农民的乡村治理主人翁意识,规章制度上保障乡村治理的权利,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激情,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不懈奋斗。
(二)增加农民收入,强化乡村振兴的物质保障
毛泽东在全面抗战时期十分重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他于1942年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9]467强调必须解决农民的物质生活困难,切实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增加农民的幸福感。毛泽东把握住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始终注重农民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将农民问题看做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当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农业发展、农民富足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大事。首先,坚持科技兴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想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就要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助力农业现代化,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发展一条龙,有效提升农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比如在培育优良品种方面,可采用高科技改良农作物,增加农业产量;在对农产品加工方面,可运用高科技进行深加工,保质保量;在对农产品销售方面,可运用线上云销售,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等。其次,促进农民深度融入乡村振兴项目,增加农民收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有各类项目的支撑。在设计乡村振兴项目时,考虑农民因素,关切农民利益。在实施乡村振兴项目时,相信农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项目中增加收益。
(三)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乡村振兴的民主根基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的民主政治问题,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维护了农民的政治权利,增强了农民的社会责任感,保证了民族解放,为当今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当今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必选之路,能够使村民对关乎自身利益的村务有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让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翁,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激发农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源动力。但是,目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民的民主意识相对比较淡薄,选举程序有失规范,农民对村务监督不力,封建家族、宗族干政现象较为普遍,村干部的服务意识比较淡薄。村民的政治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新时代加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保障农民发展要在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增强战斗堡垒作用。其次,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各项相关制度,规章制度是保障民主政治建设成败的关键性因素,要规范选举制度,保证农村基层选举的公开透明、合理合法合规。建立农村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能够体现治理村务是以村民为主体,实行村务公开,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科学技术强化民主监督。最后,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淡化农民的宗族观念,强化农民的民主法治观念,逐渐消除农民的宗法意识和小农观念,唤醒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积极参与农村的民主活动,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四)培育新型农民,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客观清晰地认识到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非常重视农民教育问题。为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农民参加抗日战争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扫盲运动、冬学运动、学习劳模等教育活动,提高了农民综合素质,逐渐清除了农民的奴化思想和封建思想,为保证抗日战胜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其中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对当前培育新型农民仍具有借鉴意义。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动力和中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培育新型农民是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举。首先,加强培育新型农民的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育新型农民的宣传引导,大力营造全社会都关心支持培育新型农民的良好氛围。其次,加强农民的职业教育。完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使农民能够享受到土地流转、财政补贴等制度的红利。拓展培育新型农民的覆盖面,在培育三农骨干的基础上,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广普及,扩大新型职业农民的队伍。培育课程应立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本目标,以农业科技、农村治理、农民创业为主线,培育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最后,开展农民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农民的政治觉悟,增强农民的大局观念和国家意识。加强农民的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教育,将乡约民规与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乡风乡貌,提升农民的精神文明素养,积极主动投身于乡村振兴的浪潮中。
结束语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农民思想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也为今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精神财富,对解决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时代我们学习和运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来指导当今我国农村发展的实践,需要学习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思考农民问题的思维,我们既要认真学习“本本”,也要反对唯“本本”论。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深入农村扎实开展实地调研,真正了解广大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知晓广大农民的现实需求,在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的基础上丰富农民全面发展的思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内容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本文仅仅是一次粗浅的理论研究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对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农民思想进行深度挖掘,从而使其耀眼的真理光芒永远照耀新时代我国农业提升、农村进步、农民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社会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列宁.列宁论劳动生产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白连金.怎样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4]付粉鸽,李强.民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文化基因[J].浙江社会科学,2019(12).
[5]李学桃.土地共有与土地私有:康梁土地所有权思想差异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5(03).
[6]王同起,米镇波.瞿秋白的农民革命思想[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08).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王建华.政治领域的“游击战”与红色民主的建构——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选举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05).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信息
伍春杰,女,1984.03,河南濮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郭云杰,男,1978.07,湖南邵阳,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接待办副主任,驻村扶贫干部,研究方向:农民问题和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