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印度的外交体现出了强烈的权势政治色彩。这种色彩既有其历史的逻辑，又有现实的根据。就历史而言，经久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一直在印度激荡，并被现当代的印度领袖们所阐释和演绎，与时俱进地用以指导其对外战略行为；就现实来说，印度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其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的能力和意愿日益提升，其强势外交的传统终于有了坚实的力量基础。结果，大国权势和安全利益共求，便成为了当今印度对外战略的一条主线。历史地看，尽管印度政府不断更替，其外交范式推陈出新，其战略视野渐次扩大，但这条主线始终未变。换言之，在印度外交决策者中，一个广泛的共识是：首先，基于“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一国际政治宿命，始终不懈地致力于将印度建成“领导性大国”（a leading power），并据此塑造于己有利的战略环境；其次，印度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其关键一环在于促使南亚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特别是大国接受印度的地区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拥有决断权。所以，在大国博弈和扩展中的外交两大方面，印度表现出了特有的积极、进取和强势。
毫无疑问，印度特质的大外交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印关系。正因为如此，对于有着长远重大意义的中印关系，中国不仅不能掉以轻心，还应从战略的高度，根据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确保稳定进而较大地促进中印关系向前发展。
印度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现实主义逻辑
在印度的外交思想传统中，现实主义历史久远且影响深厚，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当数“曼荼罗”地缘政治概念的提出者、古印度孔雀王朝战略家考底利耶及其经典作品《政事论》。作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1]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构建了一个古印度地区的国家体系模式及其运行逻辑。他声称，在遵循“鱼的法则”（Matsya nyaya，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为此，考底利耶设计了六条“外交法则”以供君主选择：和平共处、战争、中立、进攻、联盟、双重政策。通过单独或综合运用这六种手段，就能建立强大的帝国。[2]
正如一项研究所说的，“强权欲望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源于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为国家急切地要求在近邻地区和世界扩大它的权势、利益存在和影响力。”[3]实际上，印度历来就不乏强权欲求。除了历史久远的考底利耶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外，[4]无论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独立后，印度在古代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整套现实主义话语逻辑。也就是说，为了获得更大的地区权势和影响力，印度的政治家和战略界清晰地转向强权政治。这方面，寇松勋爵和尼赫鲁总理可谓最为人们所熟知。在英印时期，出任英属印度总督的寇松曾指出：“很显然，印度在现代条件下必然会成为亚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印度的中心地位、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巨大的贸易港口、军事力量储备以及可以向亚洲和非洲任何地方迅速派遣军队的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产。在西面，印度能够对波斯和阿富汗的命运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在北面，印度能够否决在西藏的角逐；在东北面和东面，印度能够对中国施加重大的压力。他是暹罗自主存在的保护者，在海上，它控制着到澳大利亚和中国海的航道。”[5]寇松的此番言论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印度的天然禀赋必将使其成为世界大国；其次，印度不仅是陆上的中心，在印度洋也拥有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印度对大周边地区可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强权逻辑，英属印度政府以维护安全为理由，在主要方向不断地扩张。
独立后，虽然印度在宣传对外政策时极力抹去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影响，但“寇松主义”是个例外。[6]尼赫鲁曾这样评价寇松：“在其他几位总督都被遗忘之后，寇松将被铭记，因为他修复了印度所有的美好之处。”[7]尼赫鲁大学的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教授则提出，所有梦想着一个大印度——以静默和非正式的方式影响南亚和印度洋的大部分地区——的印度人都会发现，寇松是“战略灵感的源泉”。[8]像寇松一样，独立后的开国总理尼赫鲁继续鼓吹“印度中心论”。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尼赫鲁对印度的权势欲求作了最为经典的概括和演绎：“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9]也就是说，在尼赫鲁的眼中，印度除了成长为世界大国外别无选择。为此他坚信：“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10]
毫无疑问，与悠久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相伴随的，是印度强烈的“天定命运”意识。一位研究者指出，像其他国家一样，当印度的精英们论说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时，他们都有同样的、关于他们国家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一概念。“印度人，无论个体还是整体，都从绝对中心地位出发进行思考和论说……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11]一位战略评论家指出，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成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权势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12]所以，冷战后，无论是国大党政府领导人，还是印度人民党政府，坚信并坚称印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印度必将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13]用印度前国防部长K.C.潘特的话说，在追求大国目标问题上，“印度需要的仅仅是等待其他国家对印度大国地位的理解和认同。我们意识到，这种态度上的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然而，我们乐观地认为（它们）注定要发生。”[14]
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出现了一位印度学者所说的下述情形：“印度人相信，全世界应该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特别是美国，其行为应顾及我们的利益。不仅政治家们和普通百姓这样思考，整个知识界也这样认为。没有一个人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按印度的要求去做？”[15]
印度的大国雄心与根本战略诉求
为了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独立后印度的政治领袖特别是尼赫鲁总理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一是较为成功地帮助印度树立了“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一印度国际政治宿命；二是通过实施不结盟政策抢占国际政治的道义高地，使印度在战后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远高于自身实力所能支撑的重要地位；三是在经济建设和国力发展上获得了来自两大阵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以至于尼赫鲁自豪地宣布：印度受到国际社会如此的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6]之后的印度历届政府，同样把目标锁定为“有声有色的大国”。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成功地肢解巴基斯坦、1988年出兵斯里兰卡卷入其内战，无不说明印度作为地区大国的世界雄心；1998年通过核试验获取实际核国家地位之后，印度的大国抱负再度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而21世纪印度实力的强劲崛起，更是使得国际社会将印度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国。[17]
在追求世界大国地位问题上，印度始终认为：国际社会的现实仍然是“国家中心论”占主导地位，因而首要的根本关切仍然是主权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势影响力，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18]实际上，今天的印度普遍主张：印度对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政策，“必须与其自身关于其作为一个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有多大——的观点相一致。同时，鉴于全球秩序的复杂性和区外大国对于在南亚扩展地区影响力所怀有的持久兴趣，印度将不得不最优先地与这些国家就双边问题和全球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对话，以期达成一种共识。”[19]如前所述，印度外交的传统风格就是强势，这是印度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生动诠释。在回归印度外交政策传统思维的过程中，今天的莫迪政府像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政府乃至国大党政府一样，遵循并演绎着考底利耶的“曼陀罗”地缘政治思想，用以追求印度的安全、利益和大国地位。[20]在大国外交中，莫迪政府始终注意以下几点：时刻凸显印度的大国身份和战略自主性，强调其崛起的伟大前景和大国责任的国际意义；不忘以“最大的民主国家”定位自己，力求稳定和扩展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关系；着力推行经济外交，以之助力国内经济发展。一句话，莫迪政府通过寻求与主要大国间的战略与利益的契合，来推动印度的复兴和崛起。[21]
特别是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印度领导人在大国追求问题上更加直言不讳。莫迪总理宣称，要将印度建成“一个领导性大国”（a leading power），即成为和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应当指出，“领导性大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外交范式转变。[22]用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的话说：“在更大的国际政治范畴中，印度欢迎逐渐变为现实的多极世界，也欢迎一个同样多极的亚洲。”[23]当然，印度强调：未来的多极世界应建立在大国间稳定的平衡之上。理由很简单：“稳定的平衡在于实现一个合作的多极化世界，因为它能满足所有各极及整个世界的希望与利益。这才是印度致力于实现的世界。”[24]毫无疑问，在印度看来，首要的追求便是中印之间所谓的“稳定的平衡”。但印度同时也认识到，“印度的崛起不仅有赖于印度的行动，而且有赖于世界其他国家对此进展的反应，以及今后几十年的客观环境。”[25]
故莫迪主政印度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展现出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从以往的强调政治转为强调经济；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核心是对印度有权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认可与追求；第三个重大变化是，从强调不结盟多边外交的重要性，到鼓吹大国外交的重要性；第四个重大变化是，印度进一步抛弃其反西方（反美国）的政治动机，大肆鼓吹印美“天然盟友”关系；第五个重大变化是，认为中国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26]上述变化既是现实情势使然，也是印度的崛起不可避免这一宏大战略愿景有力牵引的结果。
与上述变化相对应的，是印度外交战略布局的清晰与一贯。印度强调，其获得世界大国地位首先有赖于“地区核心国家”身份的确立，表现在南亚地区就是印度坚决反对印巴均势、极力维持印度的南亚霸权地位。其次，在亚洲区域范围，印度基于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主要推行对中国的均势政策。第三，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印度注重发展与大国尤其是体系领导者美国的关系，采取搭车与制衡并用的战略，助力印度的顺利崛起。虽然印度在南亚、亚洲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的外交战略区别明显，但其根本目标追求却是一致的。
首先，作为世界大国追求的关键一环，就是如何处理与南亚邻国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在印度的战略思维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地理决定论”逻辑。[27]考底利耶的“曼荼罗”理论就假设：在“曼荼罗”体系中，征服者的直接邻国最有可能成为其敌人（ari，真正或潜在的敌人），而紧邻直接邻国的国家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mitra），紧接着友好国家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不友好国家或敌人的友好国家（ari-mitra state），再接着便是友好国家或友好国家的友好国家（mitra-mitra state），依此类推。像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一样，在“曼荼罗”体系中，每一国都假设其邻国是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28]为此，安全诉求成为了国家的头等大事。而要确保安全，首要途径是确保自己非常强大，成为一个优势强权；其次是谋求和维护地区霸权，其核心是“门罗主义”外交。印度所谓“印度主义”（India Doctrine）外交政策，是一种南亚版的“门罗主义”。这一理论宣称，整个南亚地区是一个单一的战略实体，印度、且只能是印度才是这一战略实体安全与稳定的保证人，在地区安全决策上拥有最大限度的独断权，因而在必要时它有权对四邻小国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29]所以，自尼赫鲁以来，尽管各个时期理由不尽相同，但印度始终反对南亚出现“均势”政治，以确保其地区霸权地位不被动摇。
其次，南亚以外的近邻地区，印度虽然无法对其实施霸权控制，但是由于其对于印度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也是印度无法轻易放弃的。于是，“前进政策”便成为了印度外交的一大指南。这方面，寇松的“斜坡理论”堪称是“前进政策”的思想基石。[30]“往远处看”意味着将自己的战略疆界前推至远离自己且自然地理特征显著的地方，如高山大河等要隘之处，这便是“前进政策”的生成逻辑。当然，除了陆地，印度也没有忘记三面环绕着自己的印度洋。特别是在印度的经济和发展日益依赖海外贸易和印度洋海上航运的背景下，在反思自身海洋战略传统的过程中，印度的精英阶层产生了一种更广阔的海洋意识。他们相信，如果印度洋不再是一个受印度“保护”的海洋，那么，印度的安全显然极为可虑。[31]
总之，印度的强劲崛起与一以贯之的大国抱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战略目标，它们包括：第一，确保印度的地区领导者地位，并使其他的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一地位；第二，“说服”区外主要大国对印度“地区核心国家”地位的认可；第三，在“地区核心国家”的基础上，经略好大周边，并抓住战略机遇，力争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
以印度为中心的大周边扩展外交
冷战后，在印度外交决策者中，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印度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致力于使南亚地区国家和区外大国接受其南亚主导者的地位。所以，印度坚持其他南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印度的利益和地位，或至少是在那些对印度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不要与印度发生冲突。为此，印度希望南亚其他国家在地区问题上必须自加限制，不寻求或依附于任何外部势力。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印度是一个有着全球大国野心的“地区利维坦”（Local Levathen）。[32]体现在周边外交上，就是以印度为中心，以“扩展的邻居”为基本价值取向，[33]从南亚走向更为广阔的“印太”舞台。
首先，一以贯之地推行霸权治下的和平，固化南亚地区“大国—小国”关系模式。众所周知，地理上，南亚地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印度中心特性（Indo-centric nature）。这不仅意指地理上以印度为中心，即南亚其他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土边界，而它们又无不与印度接壤，而且也指历史与政治发展方面印度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南亚地缘上的印度中心特性首先决定了地区问题的双边性质，且惟有印度与所有这些双边问题有关。结果，“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使得印度在南亚地区的行为模式大致遵循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的强国逻辑，即强国试图通过强化政治和经济关系拉近与弱国的距离，以便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寻求更多的机会；强国表现出明显的双边交往偏好，如此将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强国试图用权力强迫弱国服从自己的意愿，从而强化自身的位置。[34]这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就宣称：“许多邻国因为印度的规模和资源视其为大哥，这种地位带来了很多责任。”[35]基于这种所谓的“责任”，2015年，印度非正式封锁了与尼泊尔的边境，以惩罚尼泊尔在宪法条款上没有听从印度的建议。[36]
其次，战略上主动塑造，将“看”东亚升格为“东向行动”。印度战略家莫汉认为，（印度“东向政策”）完成了与东南亚全面恢复关系的初期目标后，已转向更为宏大的战略方向，即与东亚大国全面结合，进而为印度迈向世界大国铺平道路。[37]2014年8月，莫迪政府外交部长苏诗玛·斯瓦拉吉在首访越南时提出，“如今不再是仅仅向东看，该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了”[38]，这标志着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出台。莫迪总理2015年在韩国发表演讲时也声称：“我们的‘东向政策’一直是在‘看’东亚，我们已经看够了，重要的是要行动”。[39]在“东向行动”政策的引导下，印度一方面深化与亚太国家的接触，将政策覆盖地域范围的起点由缅甸西移至孟加拉国，并一直拓展到东北亚的蒙古；另一方面明确提出“支柱”政策概念，即将东盟的新加坡和越南定位为该政策的关键支柱，将韩国和东盟的泰国定位为重要支柱。[40]
三是逐渐抛开意识形态束缚，着力“西联”大中东地区。所谓“西联”政策，指的是印度以实际行动加强同西亚（尤其是海湾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与联系。进入21世纪，印度日益认识到中东地区在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宣称“西亚是印度扩展的邻居构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1]不仅如此，印度还希望借“（出台）‘西望’政策以补助印度的东向倡议。”[42]为此，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就多次谈论“西望”政策。[43]莫迪一上台，就提出了将印度的中东政策由前辛格政府的“西望”改为“西联”政策，自此印度的中东政策进入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新阶段。莫迪政府认为：西方与穆斯林的宗教对抗和阿以之间的民族对抗不再是中东的政治主题，而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地区主导权之争开始压倒该地区的传统分歧。[44]因此，印度必须采取政治主动。如今，印度的“西联”政策现实主义特点突出，它以伊朗、沙特、以色列为三大支点，在中东地区的三组矛盾（西方与穆斯林、阿拉伯和以色列、伊朗与沙特）中寻求平衡，并努力协调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以期打造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合作“四位一体”的中东新格局。
四是“北望”大中亚，逐步彰显自己的利益存在和权势影响。印度和大中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在提升与中亚五国的双边关系方面，莫迪政府做出了大量努力。2015年7月，莫迪出访中亚五国，提出了对抗恐怖主义、确保能源安全两大共同目标。目前，印度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实施其“大中亚”地区政策。首先提升与中亚五国的双边关系，其次寻求通向大中亚地区的战略新通道，再次是推行对阿富汗的“软”政策，最后加快融入地区多边进程。
五是谋求成为东部和东南非洲的安全“净提供者”。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其中包括了它在非洲大陆不断扩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目前，印度的主要安全利益集中在东非和南部非洲，并致力于扮演西印度洋海上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包括打击以索马里为基地的海盗活动，帮助各岛国在其广阔的专属经济区（EEZs）维持治安等。[45]而东南非洲则是印度洋的“西墙”，不仅在安全上至关重要，也是印度发展与非洲大陆经济联系的切入点。于是，西南印度洋的重要岛国和东南非洲环印度洋国家自然成为了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关注重点。
如今，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印度的目标超出了所处的南亚地区甚至超越了印度洋地区，宣称要成为在国际体系中与其国力相称的大国，这也意味着印度的权力势必要向更为广泛的“印太”地区拓展。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Atal Vajpayee）就曾公开宣称：“现在印度在国际上的战略前沿已经远远超越了南亚范畴……我们的安全环境西起波斯湾，东到马六甲海峡，横跨整个印度洋……甚至延伸到了东南亚，我们的战略考量也应该延伸到这些地方。”[46]同样地，继任的国大党政府总理曼莫汉·辛格也重申：“我们的战略脚步到达了非洲之角、西亚……东南亚甚至更远，直到印度洋的边缘。这一现实认识告知并活跃了我们的战略思考和防御计划。”[47]这种“扩展的邻居”外交确实象征着一种改变，正如印度评论家拉贾·莫汗所言：这是一种更加“大胆”的外交政策。[48]2006年印度外交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充分表述了这一点：“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着眼于扩展的圆环内的环境……起始于直接邻国……继续向前至……扩展的邻居”。[49]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以来，继续推广这一概念，在确保享有南亚—印度洋地区战略优势的同时，不断向亚太地区拓展，努力成为“印太”地区甚至世界性的主要战略棋手之一。
21世纪前期，印度崛起几乎势所必然。这对世界和中国来说，其首要意义是邓小平早在1988年年底就谈到的一个道理。当时他对访华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说：“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他还强调指出：“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目标下，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50]
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中印两国各自的近乎洲际的领土面积、十多亿的人口规模、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核武装，还有意欲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民族抱负，足以使这两个新兴大国与美国一起，在21世纪或其前期作为主要角色影响和塑造亚洲乃至“印太”地区的国际事态。其中，印度作为三角关系中权势地位最弱的一方，始终将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选项。[51]正如曾担任印度总理特使的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所言，“多极化的亚洲与国际秩序是印度追求的目标。对此，印度应围绕各国存在共同关切的议题组成相应的应对团体，而不是依赖范围有限的特定的战略伙伴关系。”[52]这意味着，在与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大国展开接触的同时，不与其中任何一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符合印度目前的政策取向。在印度看来，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过度契合或对抗均不符合其国家利益。因此，最有利于印度的政策选项是同时与中美两国展开接触，特别是通过与美国开展战略协作的方式增强印度自身实力，尽可能缩小与中国的差距，避免过早与中国发生战略性对抗。[53]
鉴于目前印度在大国地位渴望与战略耐心之间较之中国有更大的落差，[54]连同其和平崛起战略的较短历史和民族主义的更大影响，中国对于有着长远重大意义的中印关系不仅不能掉以轻心，而且还应从战略的高度，根据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确保稳定进而较大地促进中印关系的向前发展，同时努力和耐心地争取消减中印间那些过度的战略猜疑、历史宿怨和战略或经济竞争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应当消除一些被夸大了的被包围感，争取分别发展与美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同时重视“印太”视角下的美印关系态势，特别是对其联合制华的国际政治意图保持必要的战略警觉，并予以妥善应对。（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张静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地缘战略研究”的子课题“‘一带’建设的地缘策略考量：基于目标和环境的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6JZD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