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开启新征程，砥砺谱新篇。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由人民日报社、清华大学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第七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年会暨2020应急管理峰会”今日在北京人民日报社开幕。以下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彭宗超的演讲。
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应对方式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四早”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特别重要，但是完全做到却非常困难，尤其对于像新发、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病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它到底难在哪儿？这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这里简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它的困境。
第一个是技术层面。首先，新发急剧传染病早期预警，其实存在着检测诊断技术的问题，对于新发突发的传染病病毒的科学认知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病毒类型不明，我们很难断定它是常规的病毒还是新发的病毒。其次，如果是一个新发的传染病，它的传染性到底怎么样？它的致死率到底怎么样？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过程去认知。而这时候面临要靠医生，尤其是一线医生，传染科的医生，发热门诊的医生最先发现。他们要有极高的敏感性，才可能发出预警。当然，最终判断还需要更大的专家来介入。其次，早期不明原因阶段缺乏检测技术和检测的工具，比如说核酸检测。即便及时制造出相应的检测技术，也无法马上大面积广泛的去投入使用，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对技术检测的试剂进行测试，所以这还需要提高应急处置的技术处理。
第二个是信息层面，现在信息共享和信息报道没有完全及时互通。每个病例要先从风险暴露，感染，到发病，到就诊，到检测，到确诊，到上报，过程比较漫长，这种情况下的报道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此外，各个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通的问题，民众在不同场景中也会发生类似“信息茧房”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做更多信息共享机制的构建，像医院和疾控中心等部门应该加强协作，建立上下联动的分工体系，遇到情况互通直报。
第三是制度层面的困境。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像不明原因传染病的信息报告机制，早期预警响应制度的建设，以及相关预警预案建设。这些预案有些我们有，有些还没有，所以我们要全面完善应急预案管理系统，做好应急体系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调查，我相信我们明天可以比今天做的更好。
（本文根据会议速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