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脱贫攻坚收官在即，缓解相对贫困将作为新的时代命题横亘眼前。相对贫困具有比较性、主观性、多元性、长期性等特点，它反映的不仅有经济层面的福利相对不足，还有非货币方面的公共服务相对不足。因此，应当积极建立遏制返贫的长效兜底机制、激发活力的长效动力机制、化解约束的长效支持机制、阻断代际贫困的长效培育机制、广义福利的长效诱导机制等，不断提升相对贫困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关键词:相对贫困 贫困治理 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将进入缓解相对贫困的新历史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标准更高、人群范围更广的相对贫困问题，从而为后减贫时期脱贫工作的战略性转移提出了新方向与新目标。为此，构建科学、可持续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有着重大现实与历史意义。
相对贫困的基本性质
反贫困是一个永恒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脱贫和高标准的小康是两码事。我们不是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消除了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将是长期任务。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人类的贫困治理主要历经两大阶段，即绝对贫困治理和相对贫困治理时期。绝对贫困指的是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时的一种生存状态，突出表现为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相对贫困则是指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明显低于所在社会家庭或个人所平均支配的资源水平，通常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还与参照群体状况紧密关联。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如以收入来衡量）低于社会平均的水平，并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认为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生活状况多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主要包括资产积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环境、政治参与等。所以，如果说化解绝对贫困是解决生存保障问题，那么缓解相对贫困则是缩小收入和生活质量差距问题。
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更为显著。这是由相对贫困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是比较性。相对贫困是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对比，而这些对比可以表达为物质上的、社会上的或情感上的相对匮乏，并在政治经济活动过程中不断被解构与重构。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判断相对贫困的重要标准，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主要的贫困测度方式。欧盟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大致相当于平均收入的50%）划定为相对贫困线，其他国家则往往将收入中位数的50%或接近平均收入的40%作为相对贫困的判定基准。
二是主观性。相对贫困在满足基本生存以及其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更多地涉及到贫困主体的主观感受与社会共识的形成。所以，严格来说相对贫困可以表达为主观贫困。如果说客观贫困是基于客观事实（如营养不良）形成的判断，那么相对贫困则是基于获得感、幸福感以及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其中，相对贫困群体的呼吁机制、社会共识所表达的价值取向，不仅决定着相对贫困的标准，而且决定着公共治理政策的方向与力度的取舍。
三是多元性。相对贫困往往集中表达为免受困苦、接受教育、享受政治权利、参与社群生活等能力的缺失。贫困主体能力的缺失主要源于：资源贫乏（贫困群体可支配的资源严重少于其参照群体）、社会排斥（贫困群体被排除在社会认可的生活模式、习俗和活动之外）、相对剥夺（贫困群体无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和便利设施，以及进入市场、获得教育与健康等经济和社会权利），因而在相对贫困的主体及特征上呈现多元性。
四是长期性。相对贫困的比较性与多元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挑战与长期性困境。从资源禀赋来说，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在地理区域分布上不仅是差异化的，而且是天赋外生的，从而产生了区域间的不平衡与群体间的相对差距；从经济机会来说，处于不同社会网络、不同分工网络的个体或群体，由于网络位置、网络分割、社会固化及其传导机制的不同，意味着机会不平等的必然性，从而造成内生经济权利与生活质量的相对差距；从个人能力来说，一个人有价值的行为能力主要包括拥有获得食品、衣着、居住、行动、教育、健康、社会参与等各种功能性活动的能力，但因为个人能力的不同，使其在资源获取、机会俘获、权利行使等方面出现差异，进而导致其在摆脱收入贫困并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选择空间受到约束。禀赋、机会与能力的差异，不仅决定了缓解相对贫困的艰巨性，而且会因为市场竞争机制及其“优胜劣汰”的特点而具有长期性与历史性。
相对贫困的治理策略
相对贫困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之后必然面临的问题，一端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消除，另一端却是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和相对贫困人口增加，即从发展不足转向发展不平衡。解决前者通常需要依靠政府的援助，而如何缓解后者则存在理论分歧。
在经济学领域，治理相对贫困的传统策略大体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发展经济学的主张。与纳克斯所揭示的“因为穷所以穷”的贫困恶性循环相对应，学者们设计了众多由政府主导的通过投资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备选方案，包括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等。但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些策略并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更不能彻底解决由经济增长伴生出的相对贫困问题。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贫困与短缺并不完全是由资源与资本所决定，还与心态、文化、行为能力以及激励机制紧密关联。
二是广泛流行于主流经济学的“涓流经济学”。该学说基于其市场信念而天然地假设，富裕群体获得的利益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传递给贫困人群。例如，在区域发展方面，涓流效应（或扩散效应）会通过区域中心的经济扩张，带动外围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市场等，进而促进本地区的整体发展。充分的市场竞争因要素报酬的边际递减而诱致要素流动，要素回报率的均等化将实现区域均衡，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将惠及到普通劳动者与低收入群体。但事实上，由于资本的垄断天性以及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异质性，由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增长红利及其涓流效应，不仅难以填补“资本鸿沟”导致的财富差距，甚至也难以填补由劳动能力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因此，涓流效应不可能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正如马克思早就强调的，“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
对相对贫困最有现实影响力的理论思考来源于彼得·汤森和阿玛蒂亚·森。汤森将相对贫困视为与参照群体相比较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相对被剥夺”的社会现象，从而揭示了相对贫困的社会公平性质。贫困不仅限于基本生活资料的不足，还表现为资源的剥夺与缺乏，而正是这种资源的缺乏导致穷人不能达到正常的生活水平和不能获得有效参与正常社会活动的机会。森进一步从权利相对剥夺的视角，提出了多维贫困和可行能力的分析框架。收入不足确实是造成生活贫困的重要诱发性因素，但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不仅能直接改善生活质量，而且能够培养出获取更高收入并摆脱贫困的能力。由此，应该从获得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保健、住房、教育和信息等基本能力方面来测量贫困与发展。这一方法不仅扩展了社会福利和贫困的视角，也被广泛应用到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为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基于多维贫困指数对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测算，并随后每年对该指数进行更新。事实上，我国制定的农村收入贫困线也具有多维性，包括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与非食物消费支出（衣着、住房、交通、燃料、用品、医疗、教育和娱乐等）两部分，体现了中国全面治理贫困问题的决心与探索。
在上述多维贫困的治理思维中，“贫”反映的是经济层面的福利相对不足，主要用收入相对贫困来测量；“困”反映的是非货币方面的公共服务相对不足，主要用教育、医疗等的相对贫困指标来测量。但应该强调，多维相对贫困及行为能力理论，表达的主要是社会经济运行所伴生的不公平结果，但却不能从根源上解构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鉴于划定绝对贫困线的目的是维护生存，通常能够找到客观且科学的标准，而划定相对贫困线的目的是维护公平，往往具有主观性与可变性，并受到来自社会不同群体与心理态度及价值偏好的挑战。由此，一个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及操作性的相对贫困治理策略，应该包含遏制返贫的底线逻辑、化解资源约束的配置逻辑、开放竞争机会的放松逻辑、改善行为能力的提升逻辑以及改善相对福利的心理逻辑。
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底线逻辑：建立遏制返贫的长效兜底机制
这一逻辑的核心是反对绝对贫困，遏制返贫现象，建立长效兜底机制。重点关注三类人群：一是无劳动能力的群体。对于无劳动能力的家庭来说，应该由国家提供“两不愁三保障”的刚性兜底，各地应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具体的“兜底生活保障线”。二是社会边缘群体。对于单身母亲、留守儿童、独居老人、失业者等脆弱群体，建立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兜底援助保障机制”。三是高风险群体。高杠杆率家庭、隐形贫困人口以及能力贫困人群、因病因灾人群等将是潜在的相对贫困人群，应采取精准识别的方式，建立“兜底风险规避机制”。
配置逻辑：建立激发活力的长效动力机制
这一逻辑的核心是盘活资源，提升经济效率，建立长效动力机制。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整合优势，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鼓励企业家能力的创新性融入，由此形成“政府支持、市场主导、社会参与、低收入群体响应”的经济激励体系。重点在于：促进扶贫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加低收入地区群体的经营性收入；改善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成员的享益性收入；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挖掘土地制度红利，增加欠发达区域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开发生态与人文景观以及乡土资源，诱导农耕与乡愁的产业化，增加边缘地区群体的功能性收入。
放松逻辑：建立化解约束的长效支持机制
这一逻辑的核心是弱化管制，扩大选择空间，建立长效支持机制。重点在于：一是赋予边缘群体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与自由定居权，由此扩展要素流动机会，实现既“挪穷窝”又“换穷业”，改善收入流；二是对因管制造成机会约束的低收入区域群体，比如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应该按照公平原则在财政上给予功能性补偿与转移性支付补贴，与此同时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与交易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并按照包容性增长原则，鼓励相容性的功能拓展、产业创新、业态转型与绿色化发展；三是在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重视农村城镇化。做大县城不仅有助于农民就近实现非农转移，降低融入门槛，减少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交易成本，化解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拥挤、病毒与疫病传播风险等“城市脆弱”难境，而且有助于通过增长极带动和支持乡村振兴。
提升逻辑：建立阻断代际贫困的长效培育机制
这一逻辑的核心是能力建设，阻断代际传递，建立长效培育机制。重点在于：一是加强欠发达地区或边缘区域儿童的营养干预，改善其智力基础；二是扶持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高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改善其就业能力；三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强化具有比较优势的继续教育行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四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医疗基金的拨付力度和医疗保险的补贴力度，提升其脱困能力。与此同时，培育和引进企业家能力，形成异质性人力资本，提升市场机会的发现能力，激发贫困群体的创业潜能，鼓励和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植社会资本，提高贫困群体从社会关系网中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深化产业分工，鼓励贫困群体融入多样化的产业网络、商务网络与价值链网络，进而促进职业与身份转换、促进分享分工经济与网络经济。
心理逻辑：建立广义福利的长效诱导机制
这一逻辑的核心是心智培育，转变价值观念，建立长效诱导机制。贫困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低收入群体对其贫困的认知、形成贫困的生活习惯没有警觉，也没有改变贫困的行动力量。穷人看起来总是不断做出错误的选择，而这些选择使得他们陷入贫困陷阱无法脱身。实际上，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很差，理性能力受到约束，而不得不安于现状。长效诱导机制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是理解穷人群体的心理特征、文化禀赋及行为逻辑，调整认知模式，强化扶智扶志，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基于内在素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是构建新的财富观，改变以经济收入为单一目标的财富最大化观念，诱导“为增长而增长”转向“为福利而转型”的目标导向，推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培育生态财富观，重构低收入群体广义福利的目标函数，由此实现生态、康养、人文和社会的多功能融合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为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参考文献
[1]王小林、冯贺霞：《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3期。
[2]吴振磊、王莉：《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现状研判与治理重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4期。
责编：贺胜兰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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