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2020年6月19日—2020年7月8日。
调查方式：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平台渠道发布，共回收有效问卷6077份。
重要发现:
·当前“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有：工作群要求24小时即时响应（42.20%）；反复填报相同材料，补台账、应付各种检查、命令、汇报（42.03%）；工作微信群和政务办公群成为“晒调研走访里程”“晒摆拍”“晒加班”的“秀场”（41.85%）。
·受访者认为“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侵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超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发展更完善的技术可以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对工作中引入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方式的态度上，近七成受访者认为利弊各半，可以应用，但不能忽视各项工作的特殊性而普遍推广。
·受访者认为防治“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应当注重培养基层干部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统筹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加强顶层设计。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当前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广泛应用，政府也在加速推进政务信息化智能化，很多工作都可以通过“线上”推进，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满足工作的基本需求。但同时，“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电子衙门”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变种”开始出现。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指出“不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评价”。信息化智能化的工作模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背弃”了技术赋能的“初心”？是否给基层作风建设带来新问题？当前存在哪些“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现象？这些现象有何特征？会产生哪些危害？将引发哪些问题？如何更好地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政府治理走向现代化？人民智库对此开展专题调查，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信息化智能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同时降低了暗箱操作发生的可能性
“互联网+”时代，各类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赋能。一方面，技术“加持”直接作用于工作的效率优化和质量提升；另一方面，技术也是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调查中，八成左右的受访者认同信息化的工作方式实现了提质增效。例如，在线运行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81.34%），适度“留痕”方便上级检查管理、自我对照自我督促（80.48%），提醒、考核等功能实现工作的协同化（79.70%），加强群众联系，拉近干群关系（78.96%），对反腐倡廉、作风建设的动态监督（78.96%），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76.81%），等等。
随着办公自动化、管理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共享数据库、云平台的日益普及，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显著作用凸显出来。其一是信息的无衰减、实时传递，降低了垄断信息、暗箱操作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得到45.02%受访者的认同，在诸多优势中认同度占比最高；其二是政府的办事效力得到了极大增强，消减了“推绕拖”的官僚主义习气（42.59%），遏制了“管卡压”作风（32.58%）；其三是新的工作方式重新规范了组织内外的关系和行为（39.82%），推动了政府服务的集成化和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减少了层层加码的空间（38.46%），形成了新机制、新作风（37.22%）；其四是智能化工作模式减少了工作被主观意愿和人情问题影响的可能性（33.94%），信息化的留痕管理，消减了虚报与作假的空间（30.37%）。
“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的表现与根源
当前，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两微一端”已经成为基层工作的“标配”，由此形成的全天候、留痕打卡的政务运作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根据调查反馈，当前出现的“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现象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出于留痕的工作需要而产生的“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
具体来说，检查多、调研多、评比多、考核多等基层工作现状（35.35%），加之部分上级机关进行部门考核和督查干部工作时，没有制定合理的指标（36.71%），导致了为应付上级检查而重“痕”工作的现象。例如，42.03%的受访者身边发生过反复填报相同材料，补台账、应付各种检查、命令、汇报的情况；41.85%的受访者认为，工作微信群和政务办公群成为“晒调研走访里程”“晒摆拍”“晒加班”的“秀场”；40.83%的受访者身边存在每日打卡、“列队”回复、事事留痕的情况；甚至有37.7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身边存在开一次会多次更换电子屏内容，做一次调研更换多套衣服的现象。
由于技术门槛或技术局限而产生的“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
技术本身的一些原始特征使得信息化智能化的“数字治理”作用于人的时候存在局限性（40.05%）。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工具极大程度地发挥了治理效能，但部分地区“唯健康码”的判断标准实质是“一刀切”回避了边缘人群需求（39.59%）。举例来说，没有智能手机和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体，在面对此种情景时将产生“无据可依”的尴尬。这一人群是治理实践中的“边缘人群”，但其人数占比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的疫情防控实践中采用了“健康码”和社区出入证并行的措施，解决了这一治理难题。
由于网络行政文化发育不足及规范缺位而产生的“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
网络行政文化发育不足（45.48%），泛娱乐态势的影响也不断侵蚀着政府行为的严肃性（35.69%），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群上安排、群上指导、群上培训、群上回复”，领导“隔空”布置工作，成为“甩手掌柜”的现象（38.18%）；还有38.29%的受访者认为工作群已经变成了“夸夸群”，造成了热衷于献媚、溜须拍马、表忠心的不良风气。
而由于规范缺位，施策整体性、连续性不足，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36.99%）在信息化智能化的工作模式中也逐渐暴露出问题。例如，42.20%的受访者身边存在工作群要求一天24小时即时响应的情况，还有部分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示当前在信息沟通中出现了诸如“玫瑰体”（指上级发布通知或布置工作时，下级纷纷回复“玫瑰花”表情符号），“发语音沟通是仅限于上级对下级的工作方法、不能由下级发给上级”等等网上行政“默会规则”，而这些实质上都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除上述环境因素，“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现象的产生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根源。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7月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超四成（42.65%）受访者认同“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现象的思想根源在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侵蚀了部分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外，传统社会的人情本位、官本位思想“顽疾”（36.43%），以及敷衍应付、规避心态、侥幸心理（36.03%）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现新变种的深层原因。
“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具有矛盾性、两面性、顽固性、欺骗性、隐秘性等特点
“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技术普及条件下的“新变种”，除了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共同的思想根源和表现形式外，还有自身新的特征。
矛盾性。超半数（50.05%）受访者认同，办公软体、门户网站、手机APP等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整体上有助于便捷、高效地推进工作。但与此同时，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表现说明，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如若应用不当，将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变种”的“温床”。这种以“技术赋能”为名的“技术负能”，反映出了目标与结果产生的矛盾性。
两面性。有学者指出，将许多问题交给技术处理时，一旦出现问题，官僚机构就可能将责任推给技术设备，此时责任问题变成了应该升级智能设备、程序和算法的问题，从而达到掩盖官僚责任的目的。这种“动因漂移”现象是一种将取得的成果归功于技术应用者，而将出现的问题则归罪于技术或制度的“双标”逻辑。
顽固性。信息化智能化的工作形式更新速度快，而相应的体制机制确立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此同时，技术影响的结果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留痕管理可以有效证明工作的落实情况，也为明晰权责提供了保障。为防范过度留痕和各色“打卡”而造成的工作负担加重现象，减少回复要求或降低留痕标准，实施不当很可能引发另一种形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干部借机搪塞工作，拖延、视而不见、转移责任等。在技术赋能治理的命题中，技术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如果无法正视技术扮演的角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会披上其他外衣卷土重来。53.50%的受访者认同“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本质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只是技术普及条件下的“新变种”。
欺骗性。无可否认，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产生的数据对于量化考核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如果因此忽视质效考核，将造成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的新型形式主义。例如，当前，部分基层单位积累了“丰富”的迎检经验，拥有完善的工作台账和可供展示的各类可视化的成果，但这些不能被视作评判实效的唯一标准。又如，在此次调查中，37.73%的受访者身边存在开一次会多次更换电子屏内容，做一次调研更换多次衣服的现象，由此可见，“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具有鲜明的欺骗性特征。
隐秘性。2019年有新闻媒体报道，有些领导在朋友圈秀爱好，明面上秀书法字画、古董收藏等，暗地里“含蓄”提醒下属或有求之人投其所好，这种隐秘的不良风气实际上埋下了腐败隐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影响深重。不仅如此，我们所熟知的“抢红包”等行为，也极易让“微腐败”以隐蔽的方式蔓延，值得警惕。
受访者对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于工作中的态度
超六成受访者认为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于工作中利弊各半
一方面，在技术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系的认知上，52.43%的受访者对技术持有乐观态度，认为在技术更完善发展的未来，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可能的；47.57%的受访者认同技术是人应用的，所以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在对工作中引入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方式的态度上，64.25%的受访者认为利弊各半，可以应用，但不能忽视各项工作的特殊性而普遍推广。
超半数受访者认同管用、好用、实用、爱用是技术应用的评价指标
为探求受访者对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于工作中的态度，我们以网络党建与实体党建的关系为例，进行了更为深入调查。结果显示，31.5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网络党建存在形式主义，该人群认为网络党建只是把实体党建的内容“搬到”网上而已。进一步分析，党务工作者中抱有此看法的人群占比为32.72%，显著高于普通党员中认同此观点的人数占比（23.33%）。这说明在推广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过程中，应当为技术的使用者进行教育培训，否则尽管有开展更高水平技术治理的条件，工作者依旧只是利用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完成由纸质化到电子化的初级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应当以人为本，管用、好用、实用、爱用才是技术应用的评价指标，在调查中有53.56%的受访者对此说法表示认同。
“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的危害与治理
“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的危害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从内部影响分析，这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变种”耽误解决实际问题、阻碍推进工作、增加基层工作负担（55.77%），同时也影响低调实干者的积极性（41.01%），形成不良风气、埋下腐败隐患（41.46%），扰乱基层政治文化生态（35.97%）；从外部影响分析，“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会导致党员干部逐渐脱离群众，引起群众反感（43.27%），施策丧失“人情味”，激化社会矛盾（42.59%），并进一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39.93%）。
利用信息技术改进固有的工作方式，本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关于如何防治“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加强管理放权和技术赋能，培养基层干部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不做报送信息的‘传声筒’”（48.64%）得到了受访者的最多认同；其次是“在社会治理中统筹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以达到良政善治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47.06%）；此外，还有受访者指出应加强监督检查和动态巡查，加强数字治理的法治建设和安全防范；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工具的整合力度，建立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意识；细化管理制度，规范具体工作流程和办公秩序；培育数字素养，在工作中树立创新意识，提升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完善干部管理机制，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等等。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李思琪】
责编：周素丽 / 王茂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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