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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事业不懈开拓、持续精进,取得了可喜成就,积累了坚持自主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宝贵经验。依据中央对科技事业作出的全局性重大决定,把中国科技改革开放划分为探索期、启动期、深化期、系统推进器、跃升推进期,分别进行总结回顾。这40年来中国科技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是确立战略思想、坚持自主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展望中国科技未来发展,突破核心技术、开拓知识新疆界、推进竞争前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培养新一代科技创新人才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改革开放  科学技术  自主创新  核心技术

【中图分类号】C01; N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7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的论述,标志着改革开放正式成为统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基本方针。

科技事业改革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科技事业40年来的不懈开拓和长足进步,积累了宝贵经验,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认识。本文回顾了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历程,总结主要经验,并展望未来发展。

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历程简述

主要依据中央对科技事业作出的全局性重大决定,本文把中国科技改革开放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1978~1984年“恢复科研体系、服务经济建设”的探索期;1985~1994年“改革科技体制、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启动期;1995~200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化期;2006~2015年“坚持自主创新、增强科技能力”的系统推进期;2016年至今“加快科技创新、参与全球竞争”的跃升推进期。

1978~1984年探索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后,科技界率先开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秩序进展顺利。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大背景下,科技主管部门相继创设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技术开发计划、重点新技术推广项目计划,探索以综合性的国家计划模式为经济建设服务,推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国防科研系统开展民用技术研发活动,消化吸收企业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财政仍不宽裕的情况下,投入较大资金,设立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项目计划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培养优秀人才、增强前沿知识储备。作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者,中国科技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规模迅速增长,对世界科技迅猛发展态势有了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直接感知。1978年底新中国首批赴美留学人员成行,1980年确定“保证质量,力争多派”的留学方针,超前培养高级人才,为后来科研水平持续提升和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1]

1985~1994年启动期。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全国主要科技力量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经济建设服务。主要措施是改革科技拨款制度和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把原来计划经济体系下封闭运行的科研机构推向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国家颁布《专利法》《技术合同法》,发展技术市场,促进技术交易;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扶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实施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以技术推动、需求拉动的“良性互动”方式,着力提升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拨款制度改革在短时间里造成研究所经费紧张、骨干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行业共性技术等领域与国民经济直接关联不多,事关长远发展,需要稳定支持。1986年2月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1986年3月实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一定程度上逐步缓解了对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发的冲击。

1995~2005年深化期。1995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高度,明确科技进步的战略内涵、加速任务部署,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2]1998年,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探索建立以政策引导、资源调控、项目组织和院所重组等措施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同年国家实施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985工程),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为目标,推进高校创新体系建设,加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1999年,国家对原10个国家部委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进行企业化转制,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对隶属于农业、卫生、资源环境等中央部门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强化财政科技投入的国家目标导向。在中央部门科研机构改革的带动下,地方开发类和公益类机构进行了以优化结构、分流人员为重点的体制改革。为促进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国家设立科技中小型企业创业基金,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实施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强化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创新要素交互作用的创新网络体系,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经济提供了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的发展动力。

2006~2015年系统推进期。2006年1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实施,明确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改革开放新方向。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全国研发投入大幅增加,科技创新成果爆发性增长。国家统筹科技资源,调整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完善科技计划管理办法。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科技重大专项,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储备。实施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全球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实施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培养造就大批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在促进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的结合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如实施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设立支持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中国创业板,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企业研发能力显著增强。中国科学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调整优化科研布局,强化重大原创成果、重大战略性技术与产品、重大示范转化工程的产出导向。

2016年至今的跃升推进期。2016年5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立足全局,面向全球,明确未来30年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要求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三个方面形成持续创新的系统能力,为国家繁荣发展提供战略储备、拓展战略空间。国家决定建设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起点强化科学创新能力;计划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打造攻坚克难、引领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计划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决定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适应新时代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多样化、市场需求不确定和研发决策复杂化等特点。重组科技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3],推动“科技与经济融合更加顺畅”。随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任务的逐步推进,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强、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和科研人员原创性科技创新积极性激发不充分等问题有望得到切实解决。

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经验

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是探索、创新、完善和再出发的不平凡历程,广大科学工作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秉承求真致用的科学精神,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战略思想。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不断取得新成就、作出新贡献,离不开党对科学技术作用与地位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8年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4]他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持自主创新的基本方略。改革开放早期,党和国家作出关于战争危险、时代主题的新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以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建交公报为标志,我国营造了引进发达国家技术、设备、资金和管理经验的良好国际环境,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放宽对华技术许可出口和转让范围。即使这样,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清醒地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1989年后,美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一起,中止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放宽政策[5],美国、欧盟和日本对华高技术产品和设备出口限制延续至今。面对这种发展环境,中央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和新兴技术发展,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不仅没有扩大,反而逐步缩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进入“并跑”乃至“领跑”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当前纷繁复杂、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进一步彰显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全局意义。

持续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科技与经济结合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针对的一个基本问题[6]。从1985~1994年启动期“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1995~2005年深化期“促进科技和经济的有机结合”、2006~2015年系统推进期“促进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的结合”,到2016年至今“科技与经济融合更加顺畅”,认识不断深化,措施更加有效,成效日益凸显。在改革开放探索期,科技界和企业之间主要进行技术交易,实现成果转化,知识溢出水平较低,互动学习动机不强。进入启动期后,企业技术能力不断增强,科研人员投身创新创业,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等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进入系统推进期后,企业逐渐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和创新网络的中坚节点,我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突破了行业、区域、所有制等障碍,全国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多边交互联系不断增强。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坚持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知识应用,中国将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创新网络系统的中坚力量,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结构形态有望转型升级。

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和拓展出来的康庄大道。科技事业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下,遴选事关全局的科技“大事”,集中优势力量,配置优质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取得了载人航天、北斗导航、深海探测、国产航母、复兴号高速列车、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特高压输变电等一大批标志性成果,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组织科技重大攻关,实施科技重大专项,计划开展科技重大项目和工程,充分体现了国家统筹科技资源、贯彻战略意志的强大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持续完善和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方法和“大事”范围将发生变化。中国将以更大的决心、更合理的机制、更包容的姿态,探索形成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新机制。

新时代中国科技改革开放的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形成初步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再结合市场需求和技术演进开展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最后依靠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不断逼近国际技术前沿。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开放型制度与政策优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市场需求规模、显著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为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有利条件。[7]展望未来发展,科技事业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强国作出新贡献。

以突破核心技术为重点,持续增强国家发展能力。核心技术是支撑产品开发活动的关键技术,主要由关键制造技术、核心元件技术和产品架构技术组成[8]。核心技术能力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才能形成,一旦形成就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复杂性和多样化的技术路线,更好地捕捉新机遇,赢得竞争主动权。许多重要核心技术发展历程表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有机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核心技术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的必要条件。要依靠产学研合作与价值共创、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汇聚与融合、国防与民用的产品开发需求拉动,把突破核心技术作为中国科技改革首要任务,谱写了突破核心技术、支撑新产品开发、抢占国内外市场竞争先机的壮丽画卷。要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光电芯片、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兼顾当前需求与长远发展,突破我国“卡脖子”技术的应用基础理论重点难点,超前布局可能引发核心技术发展范式变革的基础研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为核心技术持续发展与深度应用提供强大科学储备。

以拓展知识新疆界为目标,加强基础研究。拓展知识新疆界是基础研究的本质属性,是获得技术创新机遇、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有助于缔造融合各类创新资源的创新网络,推动科技与经济的零起点融合。基础研究的深度和原始创新能力为探索新规律、创造新理论和突破技术前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从发达国家实现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实现路径受基本国情和政治制度影响各不相同,但积极利用科技新成就、倾力拓展知识新疆界是他们的共同特点。1826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设立吉森实验室,循序渐进地破解了合成染料的化学问题,揭开了德国化学工业革命的序幕;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药物合成、以合成氨为代表的化肥生产、以合成纤维为代表的材料研制等基于科学的产业,为德国赶超强国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发展动力。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电气革命的到来,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以更大规模和更有组织的方式广泛开展,研究成果得到迅速应用,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19世纪末,美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首位,跻身强国行列并延续至今。

以竞争前(pre-competitive)制造业技术创新为重点,推动新时代中国科技改革开放。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创新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经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阶段,创新要素在总量上逐步接近世界前列,在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正在由跟随式创新向引领式创新转型。当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如家电、电子消费品等)和部分大型复杂装备(如高铁、通信设备等),在一体化产品设备(如轿车、飞机、化工等)和有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如芯片、传感器等)方面相对缺少优势。[9]统筹未来新技术趋势、国际竞争环境和中国发展需求,推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前科技创新,既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又可以应对中国制造业长期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要构建面向重要技术基础的竞争前技术创新友好环境,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要以新模式、新机制、市场化、产业技术联盟等方式,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增材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保护知识产权,形成分布式、网络化研究体系,填补长期以来我国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的缺位,从国家层面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外部性支撑。

打造新兴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示范区。传统产业有自身发展动力,新兴技术蕴含发展希望。结合各地区基础和优势,支持地方围绕新兴、前沿技术产业链和创新链,创造性地建设示范区,集聚全球高端要素、高端企业、高端人才,打造新兴技术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在科技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探索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人才培育等方面的重大改革,推动成果转化、重大产品集成创新和示范应用。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创新载体,加强科技、人才、金融、政策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组合,加快培育建设新兴技术产业创新集群。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集中地区,搭建专业化创新平台等新型创业服务机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众创空间。

建设共享水平高的先进创新平台。要形成面向产学研用创新环节的支撑系统、共享平台和服务环境,引导研发机构与企业形成公平有序良性竞争,激励核心技术创新,培育优势团队。各类平台要按照军民深度融合的要求和相关规定,推进军民共享共用。国家已决定建设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起点强化科学创新能力。要充分利用综合性科学中心在设计与建造、运营与维护、产出与应用等环节,以不同方式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知识溢出和间接创新的历史机遇。

加快培养新一代科技创新人才。我国现行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和内容安排仍存在很大弊端,不能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的需要。[10]要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以培养为主的原则,更新完善当代科技教育体系,以创新思维引领新一代科技创新人才。在引进全球顶尖人才和青年人才的同时,坚持自力更生,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光电芯片、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学科,集成全球科技资源,着力培养贯通科技新理论、方法、技术、产品与应用的纵向复合型人才。

结语

40年来中国科技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提供了科技支撑和知识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战略思想将继续为我国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定信心和有力保障。近期要以突破核心技术、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竞争前制造业科技创新、加快培养新一代科技创新人才为重点,激发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形成建设世界强国的强大动力,谱写中国科技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注释

[1]万钢主编:《中国科技改革开放3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2]朱丽兰:《科教兴国:中国迈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4]《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说明”页。

[5]张汉林、蔡春林:《试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及前景》,《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第21~36页。

[6]方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变与不变》,《科学学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441~1443页。

[7]洪银兴:《创新驱动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第6~9页。

[8]张素平、许庆瑞、张军:《能力演进中核心技术与互补资产协同机理研究》,《科研管理》,2014年第11期,第51~59页。

[9]黄群慧、贺俊:《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第5~17页。

[10]袁梅:《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我国高等化学教育问题及对策”第3次会议召开》,《大学化学》,2014年第2期,第83~87页。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40 Yea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form and Opening up

Duan Yibing

Abstract: In the l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undertakings have kept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y have achieved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and garner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adher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verall major decis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divided into the exploration period, start-up period, deepening period, and leap-forward progress period, and they ar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The main experience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form and opening up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s to establish strategic thinking, adhere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nd make full use of China's advantage of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to accomplish large undertakings;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mportant tasks for getting China to be powerful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e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the core technologies, opening up new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talent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ore technology

段异兵,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发展战略、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法。主要著作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应对预算消减的资助与管理战略选择》(论文)等。

责 编/马冰莹

[责任编辑: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