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同时，要提升国家卫生治理能力，更好保障和落实公民宪法权利，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强化市场监管，加强法治建设，完善自然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加强组织人才工作，完善激励问责机制，切实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
【关键词】 疫情防控；应急管理；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一、全球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
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
（一）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性，往往暴露出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国家治理中的各种漏洞
导致重大流行病疫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背后都指向发展价值导向的偏差与治理包容性的缺失。人类缺乏节制的欲望扩张和运用利润尺度对世间万物的无尽索取是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频发的重要原因，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在人类侵占自然生态空间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拒止与反侵入。各种反常的火灾地震、物种灭绝、气候巨变、病毒肆虐都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整个地球上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临界点。人类发展成果从外观上看是日益现代化的高速交通与完善的公共设施、日益丰富的消费产品与不断进步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壮大的城市圈与洪流般聚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但深层次中潜藏着分配不公平、服务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社会不安全等多种问题，使重大流行病疫情获得了潜滋暗长的各种必备条件。要有效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人类必须确立发展的边界与限度，以自然生态完全修复为标准确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完善为自然立法的各种治理制度，找到人与自然的共生点；在人类文明自身，则需要以包容性发展为基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权利保障为目标，全面完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必备制度体系，“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使城市化、智能化、现代化的各种成果为了人、服务于人、服从于人。
（二）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扩散迅速性，需要整个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疾病控制系统进行有效的紧急应对
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往往发生突然、传染迅速、迅疾造成广泛影响，如果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各个系统、各个层级和各个环节应对不及时、决策不科学、处置不恰当，就有可能导致事件迅速恶化，产生群体性心理恐惧、情绪焦虑、行为改变、人格变异等恶果；如果在疫情暴发初期不能及时有效加以干预控制，疫情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往往迅速扩大升级，从局部的原始疫区向周边区域乃至全国、全球扩散，从卫生医疗秩序的失序向整个经济秩序的失序、市场秩序的失衡和社会秩序的失稳扩散。面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日益严峻的扩散形势，只有完全的信息公开、科学民主的应急决策、高效的部门协同和应急处置，才能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三）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影响深远性和危害严重性，需要整个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协同高效应对
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常常在短时间内造成感染人群大量发病和不治身亡，特别是致病人群大量向医疗机构集聚形成对卫生资源的挤兑，使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就有可能对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及社会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例如，1918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亚型在全球引发的“西班牙流感”导致超过5000万人死亡；1998年登革热大流行使世界56个国家的120多万人患病；2009年的全球性流感有超过160万人确诊；2019年的非洲猪瘟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等等。显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重大流行病也呈现出全球传播的明显趋势。但是，各国公共卫生治理水平还停留在国内常态化治理的水平，远远难以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重大流行病趋势。2019年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JenniferB. Nuzzo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员一起发布了首个显示全球卫生安全水平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HS Index）。这一评估全球195个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的指数显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方面具备完全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全球整体的卫生安全平均得分仅为40.2，世界上主要的中高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平均得分也不超过50。为有效应对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和日益常态化多样化的危机事件，中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都要进行应对全球传染病风险的压力测试，从结构和功能上重塑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应对全球流行病疫情的整体能力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