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疫情，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异常紧迫和要关生死的人民战争。我国第一次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采用方舱理念和模式，为现代重大公共医学救治和公共治理实践开创了先河，也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积累了中国经验。
在短短36天时间中，武汉16家方舱医院陆续建成、使用、直至休舱，提供病床1.3万余张，共治愈1.2万余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症患者，武汉每4个患者中就有1人是在方舱医院治疗的，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舱”、“希望之舱”。实践表明，方舱医院不仅在疫情最紧急之时发挥了改建快、容量大、收治快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方舱医院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为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武汉方舱医院的应急效应
方舱医院的理念来自野战机动医院，一个舱就像一个可以活动的房子，组装快、功能全、机动性强，在抗震救灾中曾经发挥过突出作用。然而，将方舱医院用于集中隔离收治为数众多的感染病患，是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首次尝试，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一是科学决策时间效应。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间就是生命，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是决策的关键。从专家建言，建议征用军运会场馆设施等改建医院用于集中隔离收治病患，到省抗击疫情指挥部采纳意见，组织相关专家现场改建设计施工，耗时不到两天。来自各地的第一批国家紧急医疗救援队在24小时内就结集并抵达武汉方舱医院。
二是资源集结空间效应。方舱医院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运动场馆、展览馆、会展中心等具备的供水供电供气、光纤网络、通讯、采光、通风、消防、给排水、疏散等硬件设施，在超大空间中承载了隔离病毒、检测与监测、观察与治疗等医疗职能，通过全国医疗团队的空间集结和病患的空间集中，赢得了救治时间。
三是人力资源配置效应。武汉方舱医院根据原场馆特点，划分不同区块，每个区块由成建制的医疗团队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最紧缺的医疗人力资源的作用。16家武汉方舱医院靠着全国2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3支移动P3实验室、2批次30支医疗队、15支护理团队和1支放射技师团队，共计7000余名医务人员和检测人员，快速投入运作。
四是医学协同创新效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人类从未面对的新挑战，也是我国医学研究、临床医学领域科技创新的一个契机。方舱医院不仅有呼吸、重症领域的专家，而且结集了几乎所有医学专业和医院科室的力量；不仅有西医诊疗和处置设施，而且有全国最好的中医药团队；不仅实施全天候救治护理，而且关注心理疏导和精神康复。因此，方舱医院数以万计的治愈病例，为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理学、病原学、流行病学、免疫学等协同创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先发病例和医治经验。
武汉方舱医院的经济效益分析
武汉方舱医院的成功运行，不仅满足了疫情紧急的战时需要，而且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是现代特大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次实战演练，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方舱医院的经济成本远低于任何其他种类的医院。首先时间成本低。每座方舱医院的改建所需时间最短为36小时，最长为3天，以最小的改动、最快的时间完成室内建筑的功能转化，发挥了公共服务设施应有的公共服务效应。二是改建成本低。每座方舱医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场馆硬件设施，依照医学专业要求设置三区两通道，医护设施和医护人员休息处采用户外车辆、帐篷，安装和拆卸速度快、成本低。三是物资成本低。消耗量最大的病床和床头柜就地取材或征用，医学专业防护用品和医学耗材实时配送，医护人员和病患的生活物资就近保障供应，各种捐赠物资定点配送分发。四是运营成本低。医护人员的培训是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工作，方舱医院在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和专家指导下，由成建制的医护团队负责舱内的运营。比如第一批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的A病区设置250个病床，救治力量由一支国家队和1-2支省队组成，国家队包括12名医生，11名护士，6名技师，13名后勤，负责治疗方案的决定、病情把关等二级管理，省队的人力更充足，负责一线值班、病例书写、开医嘱等具体工作。分工协作降低了运营成本和医护人员的风险暴露。五是管理成本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极大，要求方舱医院采取最严密的隔离和安全保障。武汉方舱医院通过动用公安、消防、城建、城管、环卫、市政、交管、公交、水务、供电等多个城市公共部门，以及救援部队和武警等力量，以最小的人员设备投入保障了方舱医院全天候的隔离和安全，为快速控制传染源起到了重要作用。
方舱医院不仅圆满完成了救治病患的任务，实现了患者零回头、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收益，对于特大城市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供给效率都具有启发意义。一是医护治疗的规模经济。通常的医院中，重症患者的医患比是1:2，轻症患者的医患比是1:5，一般40张床位的科室要配备8个有执照的医生。在疫情爆发、累计病患数量以万计的情况下，方舱医院无疑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医疗的规模效应。例如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一共是1461张病床，累计收治近2000名病患，来自武汉本地和山东、安徽、广东、福建等全国各地的18支医护人员队伍，其中包括三支国家级医疗队，医生约130人，护士约800人，平均一名医生管理近100名患者。二是物资供给的规模经济。武汉方舱医院大规模地集中病患和医护人员，因此，通过全市医用和生活物资总调度、仓储车辆汇总安排，不仅满足医疗用品和医护人员防护的需要，并且满足每个方舱医院数以千计的医护人员、病患、外围执勤和管理人员、志愿者等的生活需要，实现了物资调度优化和规模效应。三是医学研究创新的规模经济。每个方舱医院中都有10多支来自武汉和全国各地的医疗团队通力合作，方舱医院之间、方舱与定点医院之间设置了大量网络视频会诊、检测报告与CT影像结果分享机制，方舱医院推动了不同医学领域专家的联合攻关，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在很短时间内就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全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这对于我国医学领域后续继续开展免疫学研究，研制疫苗和有效药物等都具有重要的规模效应。四是公共场所使用的规模经济。我国城市大型体育场馆设施的建筑标准高、投资大、空间大，许多场馆使用率并不高，经济效益不突出。方舱医院的建设提出了城市公共设施多功能应用的一个全新思路。方舱运营与城市既有功能之间具有强烈的互补效应，方舱医院休舱后经过彻底消杀能够迅速恢复原有功能、或改成康复疗养场所，方舱医院的运营确保了紧急时期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维持运转。因此，我国未来在城市设计和兴建大型场馆设施时，可以考虑场馆设施具备多种潜在功能的范围经济效应，提高利用率和提高经济效益。
武汉方舱医院的社会效益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的社会管理离不开人，城市发展和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人。在面临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对于城市应急灾害管理、城市社会秩序管理、城市生活保供管理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高得多。实践表明，武汉方舱医院不仅满足了疫情暴发期应急管理的需求，符合经济成本收益原则，而且还具有可取的社会效益。
方舱医院建立之初比较大的顾虑是社会成本问题，由于数以千计的病患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场所，方舱医院同时要承担医疗救治、对外隔离、公共安全、城市管理、生活保障、心理疏导、情绪调节等多项职能，难度很大。然而，武汉方舱医院运营以集约管理的方式降低了社会成本。一是降低运营管理的社会成本。方舱医院不需要永久性建筑场所、不需要固定的人员编制、不需要固定的物资占用、不需要挤占过多的公共资源，因此其社会成本比新建大型医院、征用酒店等低得多。二是降低环境社会成本。方舱采用的场馆设施具备环境监测达标资质，有专业医疗团队和院感团队指导，运营过程中采取环境动态监测和分类消毒处置，由此确保环境安全和消除次生环境灾害隐患。三是降低部门协调社会成本。由于疫情时期绝大部分人员居家隔离，方舱医院所需要的城市管理公共服务主要通过在线互动联络、大数据分享、云平台实时动态更新、跨区跨部门协作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科技手段大量使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
未来大型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满足人的需要？武汉方舱医院产生的社会收益值得总结和思考。一是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舱医院作为一个应急试验田，体现了一切为了生命、为了一切人的生命的宗旨，因此得到城市人民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配合。二是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需要提升城市基础设施，而且需要提升城市管理理念。以往城市之大体现为更多的高楼和立交桥、更多地延展城市空间、更多的管理部门。方舱医院的实践说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云平台等智慧城市领域的新发展，可以在线上实现大量的城市管理职能，现代城市管理要在智慧化、精细化上做文章。三是现代城市社会管理需要建立多层次制度体系。方舱医院提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社会紧张、焦虑、慌乱情绪发酵，达到了医患关系和谐共处，医医关系协同优化，患患关系携手克难，社会志愿者尽力帮助，社会关系和谐共生的效果。以往城市的社会管理比较大而化之，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还存在突出短板，治理体系的各环节、各领域之间的沟通还不够顺畅，信息的汇集、共享与发布还存在堵点，基层社区的治理急需充实力量、强化技术、提高治理能力。
灾难对人民、对社会、对城市都造成了严重破坏，留给我们惨痛的教训。痛定思痛，我国在城市、特别是特大都市的社会管理中，要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完善智慧城市、创新城市、安全城市、健康城市的治理体系，形成完善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全方位、全覆盖的公共治理意识，努力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作者：邹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