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家文化”源远流长，对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广泛深远。“家文化”理念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家文化”理念在处理个体与集体、责任与权利的关系上具有独特的内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家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同”思想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无论是从起源上还是从社会生存形态上，“家”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和原始形态。中国的“家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存在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是“家文化”理念在民族国家意识领域的抬升，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家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家文化”社会影响广泛，“所有一切的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所有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须套在家的关系中”。“家文化”理念的内涵旨在家庭单位构建过程中处理好“个体与集体”“责任和权利”的关系，这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借鉴意义。
在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上，“家文化”理念是一种超越个体私权力之上的群体公权力的话语建构模式，“家”与个体成员之间是协调关系。如果把“家”比作一棵大树，“家”的成员都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家”作为群体公权力表现为对繁茂和生生不息的追求，“家”需要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而作为个体私权力的成员都以“家”的繁衍和发展作为个体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在必要条件下，“家”的成员能够牺牲个体利益而实现“家”的繁荣。
受历史、自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之间、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如何实现人类种群的集体公权力与国家之间、经济体之间的私权力的平衡，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世纪交汇之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国家、经济体等作为组成单位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家文化”理念中的“求同存异”观念和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对于处理集体与个体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家文化”在处理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形成了独特的责任和权利分配关系，社会个体的责任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决定了社会基础的稳定性。“家文化”理念下的责任和权利分配关系与集体和个体的协调关系相一致，家庭成员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和权利的展开围绕“家”的发展和繁衍进行，个体可以在安全归属和价值实现两个方面获得权利。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具有“本体论”的地位，是个体的最终归属，同时，个体价值的实现也体现为得到家庭成员的认可。“家文化”理念下的责任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在个体和集体之间实现，家庭成员享有的权利来自家庭的保护，同时家庭成员也需要承担繁衍的责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处理责任和权利的分配关系，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权利的分配关系。二战之后，责任和权利的分配方式在以西方大国主导的单边主义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本质是大国意志优先。单边主义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和权利分配不平衡，少数大国只享受权利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的“家文化”理念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参考。
“家国同构”观念对政治实践的影响
“家文化”理念在构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有一个抬升过程，“家文化”理念的抬升也被称为“家文化”的泛化。“家文化”理念的政治表现形式即是“家国同构”观念，即“家文化”确立个体与集体的协调关系、责任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延伸到“国”的建构模式上。家庭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延伸到国和民之间的关系上，这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延伸，更是社会个体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的重建过程。在“家国同构”模式下，治国和治家本质上一致，治国（平天下）需要建立在治家（修身）的基础之上，“家文化”理念孕育的是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蕴含的是一种建构在未来社会发展之上的大局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能够实现平等对话的政治协商机制。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西方超级大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掌握了国际政治的话语主导权。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命运，而且是整个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命运。“家国天下”观念对于构建新型对话协商机制具有借鉴意义，能够使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
“天人合一”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家文化”理念建立在农本经济之上，农耕活动为“家”的构建和运行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农本经济的特点是对自然环境的极大依赖，在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并不是独立的两极，而是处于互补的整体关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自于此。“家文化”在经济层面的抬升基于整体观，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很多宏观问题，强调综合、统一的辩证思维，需要运用整体、联系、发展的观点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形成“家文化”的整体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处理方式，同时也决定了国家发展的两种模式，即扩张式和内敛式。扩张式发展模式建立在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思想基础上。这种发展模式追求人定胜天，主体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而内敛式的发展模式正是“家文化”理念的表现形式，“天人合一”观念蕴含的是主体与客体共生的思想，人与自然并不全然处于对抗关系中，主体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协调同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家文化”通过“亲亲”“仁爱”思想，以实现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亲亲”“仁爱”本为一体，“亲亲”是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内部关系的准则，要求家庭成员热爱自己的亲人。“仁爱”是“亲亲”的抬升，把对家庭成员的热爱之心泛化为对全部社会成员的思想规范，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由“爱亲”到“爱众”的提升过程实现，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仁”的基础上通过“和而不同”达到对社会矛盾的消解。“和”是“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与重要观念，只有在“仁”与“和”之间保持中庸之态，“仁爱之心”才能够在矛盾中实现平衡。“家文化”由“亲亲”而“仁”，经中庸而达“和”，内在孕育“仁爱之心”。“仁爱之心”超越个体，是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的心态，是对世界“大同”的向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追求，是对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的向往，更注重人的归属感构建。“大同”思想需要重构而抬升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人类心灵家园的构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精神层面对人类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构建与“家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了中国智慧，融合了人类共同价值观，为国家秩序的革新和完善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储小平：《中国“家文化”泛化的机制与文化资本》，《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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