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社会大多数新出现的传染病，都被确认起源于野生动物，包括引发本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当前，我国野生动物非法经营利用及贸易形势严峻，对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遏止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从源头上阻止疫情再爆发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权责划分。
关键词: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新冠肺炎 生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源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影响。科学分析显示，这场病毒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一样，大概率来源于野生动物。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与之前1月2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三部委下发的紧急通知宣布“在疫情期间实施最严厉的野生动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场所野生动物转运贩卖，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有所不同，中央对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管控公共卫生安全态度非常坚决，在本次会议通报中使用“坚决”“严厉”等字眼，要求“从源头上控制”，并且没有为取缔和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设立“疫情期间”的时间限定。
自人类诞生以来，野生动物就在人类生存和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工业革命前，野生动物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工业革命后，人为原因导致的野生动物灭绝速度，比历史记录过的要快1000倍。现代社会，人类最重要的疾病与野生动物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据统计：目前共有1700多种病原体困扰着人类健康，约一半病原体表现为人畜共患。在这其中，150多种新兴疾病的病原体中，更有七成以上是人畜共患。而大多数新出现的传染病，都被认定起源于野生动物，包括引发本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
中国野生动物非法经营利用及贸易形势严峻
中国野生动物非法经营利用及贸易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野生动物非法猎捕在全国范围内、全年普遍存在。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文简称中国绿发会）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反馈，粗略估计有数百个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市场散布全国各地，即使在疫情爆发期，仍有很多隐蔽的线上非法交易在进行。而为这些市场提供“野味”货源的非法盗猎行为，更是在全国各地广泛存在。张悬在田间地头、河沟池塘边的粘网，让飞行中的鸟类只要撞上就无法逃脱；林间设下的兽夹、圈套等，导致大量的野生动物丧亡。解救这些野生动物，成为中国绿发会志愿者和全国各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们，在常年环保巡护工作中需要清除和举报的重点内容，这一工作又尤以每年候鸟迁徙季和冬季春节前为甚。
网络交易为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提供了更加隐蔽的途径。中国绿发会曾多次收到国内和国际志愿者举报、反映网络售卖濒危野生动物的问题。经我们调查后发现，网络渠道具有隐蔽性、监管困难，常常难以追踪，使得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通过网络达成。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胡乱颁发、监管不严。在中国，各级林业部门身兼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等职责，同时也是此类经营利用许可证件的核发及监管部门。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证件颁发及后续审核管理不严格。与此同时，社会监督的缺乏，为证件滥发、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也使得持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超限经营，借合法许可证件行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情况较为普遍。
相关职能部门对动物源疫情缺乏深刻认知，履法不严。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国家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未能站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高度上认真总结、吸取重大教训，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未能从根本上改观，自身存在履法不严情况。比如，按照《动物防疫法》规定，野生动物也应依法实施检疫。但在实践中，不少地方的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却疏于检疫。有些地方甚至存在发现高致病的野生动物病毒却不上报的现象。例如中国绿发会在向广西林业部门申请公开穿山甲救护信息时，当地曾明确回复从穿山甲身上发现高致病性病毒，但该林业部门却未依法上报，反而要求中国绿发会不得公开。
此处需明确和强调的一点是，由中国人或者华裔催生的野生动物非法猎捕、交易等行为，并非仅在中国形势严峻，而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2019年2月21日，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野生动物异域宠物全球贸易报告，称目前已有超过500种鸟类及500种爬行动物在全球交易。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年交易额高达300至420亿美元，其中非法贸易额估计高达200亿美元。
遏止中国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建议
基于全球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严峻事实，及其在中国所呈现出的典型问题，为落实中央会议精神，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应立足于严格保护，修改、完善包括刑法、民法等在内的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加重惩戒法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野生动物的生命保护，应当提升到与人类生命同等重要的位置。如《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无法覆盖当前的需求，可抓紧设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二，充分发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追责与威慑作用，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全领域，查处一批政府官员失职渎职典型案例，管住“关键少数”，打断“利益链条”。
三，国家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停止发放驯养繁殖许可证。在停止之前，应加强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等相关工作的信息公开，特别是许可办证信息全公开。社会关注度高和我国特有珍稀濒危物种的许可证办理，应建立听证制度，让社会力量参与到监督中来。
四，将野生动物猎捕、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等许可工作从国家野生动物管理部门职能中剥离，避免“运动员兼裁判员”现象，实现社会化运作。实行行政执法部门专职监管，强化其生物多样性保护职能，全面做好我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工作。
五，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国市场进行严格排查与管理，将捕捉、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论处。严禁任何违背《动物防疫法》和《食品安全法》的经营行为，全面杜绝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同时加强网络监管，实行电商平台销售审核责任制，避免让网络成为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避风港。
六，国家野生动物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共同组织、全面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与社会公共安全宣传教育，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让公众充分认识到非法猎捕、贩卖、食用野生动物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危害。
珍惜和重视民间野生动物保护力量的作用
中国绿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非常关注民间的野生动物保护力量。在我们三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即民间的环保和野保力量，可以在我国当前政府、市场、法律存在不足的状态下，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阻止疫情从源头爆发，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我们在实践中也发现，全国各地的一些政府部门、执法机关，对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民间环保行动者的重要性和公益性价值认识不足，对他们主动发起的工作，要么是采用消极无为的方式来应对，要么是以怀疑甚至迫害的方式来控制，这都非常不利于中国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不利于预防新的、潜在疫情的再爆发。
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间生态环保人士，是非常珍贵的“守夜人”“吹哨人”，他们往往最先察觉到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他们也往往最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试图力挽狂澜。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应当更加珍惜和重视这些民间环保公益人士的作用，给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给他们更多的表彰和鼓励。
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可以说是诸多疫情的“源头”，要改善这个被动局面，需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管理，包括完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权责划分等诸多方面。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虽然给中国带来严峻考验，但同时也是全面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契机。正如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所强调的，这次疫情是一场大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要加强法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于10月在云南昆明举办。加强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打击力度，有助于中国践行履约责任，对扭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国际负面影响也具有积极作用。
【本文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联合主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宣传部主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叶谦：《地球气候演化小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2]《首个野生动物异域宠物全球贸易报告在京发布》，中国日报网，2019年2月21日。
责编：周素丽 / 罗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