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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风险意识,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能力

摘  要: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不是偶然事件,不能为了应对而应对。要认真反思应对中存在的显性问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把功夫下在平时;将风险意识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以一心为民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态度、脚踏实地的作风、担当过硬的能力、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做好价值、制度、机制、能力之间的精细衔接。

关键词: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  风险意识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同步反思这次疫情应对中存在的资源调配失序、信息发布延迟等显性问题,更需要从此次疫情和曾经发生的“非典”疫情应对的经验教训中举一反三、推而广之,从更高层面更深层次上思考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重要课题和紧迫任务。

“黑天鹅”和“灰犀牛”不是偶然事件

一方面,任何“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草蛇灰线,有着隐藏在常态中的规律和线索。尤其是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背后都有一定的日常管理理念和实践方面的隐患和问题存在。正如“海恩法则”所指出的,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个法则强调两点:一是任何事故都是有原因的,并且是有征兆的,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中都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因此,应对突发事件,不仅要靠制度,还要靠人在具体情境中负责任的行动。

另一方面,在交通通讯快速便捷的全球化时代,人员、物品、资本、知识、科技前所未有地在全球各地流转,形成了全球风险社会。任何一地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不仅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危害,还会对全球造成影响。尤其是各种突发的传染病、人为事故等,都会对一地、一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形成冲击,甚至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墨菲定律”认为,“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件,只要具有大于零的概率,就不能够假设它不会发生。因此,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不能有侥幸心理,还需要在理念、制度、行为等方面树立风险意识,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既然“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那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也不能为了应对而应对,而是要达到两个效果:一是在遇到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能够沉着应对,不至于手忙脚乱,造成社会失序;二是在日常的国家治理中将风险意识贯穿于价值、制度、机制和能力等方面,努力去预防和避免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面临的重要课题和紧迫任务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应急管理的制度、机构、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嵌入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体制优势当中。但是,我们国家作为成长型大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不会少。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预防和避免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需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去考量。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不断完善我们的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就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将风险意识贯穿其中。为此,当前需要处理好以下重要课题和紧迫任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何形成贯彻落实的长效机制

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如何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长效机制,成为考验我国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价值取向是否能得到有效落实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课题是价值层面的,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如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利益实现渠道是否通畅;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利益是否能够通过有效的利益整合得到满足;公权力是否能够在依法规范运行中尊重、维护、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等。但总的衡量结果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是否能在全社会形成稳定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是负责任的权利和利益享有者、风险和危机的承担者。

法律规则能否形成相互配合衔接流畅的制度供给

制度供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完备,为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从风险管理角度看,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检验的是国家治理中制度供给的总体水平。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各相关部门也有一系列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另一方面,既有的法律法规之间的配合度、衔接性还并不高,或者说,制度供给的有效性还有待提高。例如,在突发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时,往往会出现哄抬物价等行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期间,一些地方的某些商家就趁机将口罩等必需品和大白菜等生活消费品大倍数涨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但就市场监管而言,制度的流畅衔接方面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价格法》中还缺少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期间的价格管控条款。因此,有必要检视具体法律法规,使各项制度形成顺畅的衔接,为风险管理和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如何确保高水平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能力

如前所述,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也需要相应的执行能力,这些能力体现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中,要在日常治理工作中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磨练。具体来说:

一是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能力如何优化?现代社会是复杂分工的社会,现代公共事务的管理也是复杂的系统。决策者不仅需要有公共事务管理的必备知识,更要有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支撑体系;决策者不一定必须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一定要有虚心学习、善于判断和拍板的能力。随着人民群众利益的多元化分层化和现代事务的专业化复杂化,政府在决策时往往需要多学科支撑、考虑多重问题。例如,如何通过建立公共政策实验室、社会行为研究实验室等来建立决策模型、进行情景模拟;如火如荼的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如何能够形成政府决策的数据支撑,形成更趋精准可控的风险管理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智力支持;如何将专业意见与群众意见在法治框架下整合为政府决策的有力支持因素,等等,都是公共事务日常管理中需要考量的问题。

二是如何提升政府的社会预期管理能力和相关的社会动员与团结能力?在一定意义上,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仅包括具体事务,还包括群众的心理预期。这就要求政府既不能不切实际大包大揽地调高群众的心理预期,也不能一味压制群众的心理预期,而是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心理预期进行引导,使群众的心理预期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就风险管理和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而言,对社会预期进行管理尤为重要,由此形成的具体的危机管理处置系列机制,如信息发布、舆情引导等,也都需要在日常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奠定基础。而社会动员和社会团结则需要政府在社会预期管理基础上,精准把握群众的心理预期,形成利益连接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实现全社会的风险共担。

三是如何提升资源的统筹与调配能力?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应对中,由于赶上春节假期,口罩、防护服等物资供应远不能满足需求,这对我国的战略物资储备和供应能力、国内国际资源统筹能力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能力都提出了挑战。首先,在战略物资储备与供应方面,还需要梳理哪些资源特别是医用资源需要纳入其中,通盘考虑产业布局,以及特殊情况下政府采购机制的设立与启动等问题。其次,在国内国际资源的统筹方面,如何进行全面资源管理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全面资源管理,不仅包括有形物质资源,还包括无形资源。例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被一些国外媒体,甚至一些国内媒体称为“武汉肺炎”,这显然是歧视性的,不利于资源的整合和统筹。最后,在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协同尤为重要,但如何形成协同,特别是如何形成有效率有效益的协同,是对治理能力的一大考验。

总之,在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中,我们需要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反思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我们更需要把功夫下在平时。以一心为民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态度、脚踏实地的作风、担当过硬的能力、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做好价值、制度、机制、能力之间的精细衔接。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本文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7JJD810001)阶段性成果】

责编:罗 婷 / 司文君

责任编辑:贺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