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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重大风险治理:重要性与可行性

摘 要:目前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呈现出科技大爆发态势,给人类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底线思维要求我们直面挑战,抓住科技转型发展的新机遇。科技风险治理也是生产力、竞争力。深入研究“既防范化解科技重大风险,又不因噎废食,确保人类安全,确保科技健康快速发展,继续造福人类”的问题,能够使我国在科技重大风险治理、人类安全与可持续创新等学术前沿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风险治理 人类安全 可持续创新 底线思维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新兴科技发展迅速,呈现出科技大爆发态势,社会进入快速多变的时代。回避、拖延问题不仅不能规避随之而来的损失和灾难,还会错失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良机,因此,实事求是地直面问题与挑战至关重要。本文从科技重大风险治理和人类安全的角度,探讨科技发展从粗放式创新向可持续创新转型为我国带来的新机遇和新优势。

科技重大风险治理的必要性、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让人们看到了科技巨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NBIC会聚技术等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科技风险也日益增大,社会对此愈发关注。国际上,继20世纪的技术批判、社会风险等理论之后,出现了以“全球风险”“生存风险”为研究对象的多家研究机构,科技重大风险治理在国际上成为学术热点。我国高度重视科技风险治理和科技伦理问题,2019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强调“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安全问题至关重要。科技重大风险不仅影响巨大,在多个领域广泛渗透,而且直接威胁到人类安全。目前,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有两大缺陷,一是牺牲环境的粗放式发展,二是牺牲安全的粗放式创新,前者引起重视,后者却被长期忽视。当前人类危机的严峻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危机本身极为严重并且不断累积,新兴科技快速发展与科技大爆发给人类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核科技、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学、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及其武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重大风险。

二是防范、化解危机的思维、机制和措施存在严重漏洞,传统思维和措施不再完全行之有效。用伦理法律约束不端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是有效的,但是在科技领域效果并不理想。世界上共有233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国家间法律各异、法律空白和漏洞很多,公海和荒岛更难监控,黑客与疯狂科学家等难以受到严格约束。例如,美国禁止基因编辑“三父母”婴儿技术,有美国科学家团队就在不限制该技术的墨西哥进行操作,使得世界上首例细胞核移植“三父母”婴儿于2016年诞生。一些企业研发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产品容易被恐怖分子利用而自我约束。因此,目前的科技伦理和法律不能约束世界上所有实验室、科技专家及黑客。在知识极易扩散的互联网时代,加强科技伦理与法律非常重要,但现在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又如,许多尖端科技会被用于以防御为由的武器研发,传统思维和措施认为,“只要确保相互摧毁就能确保自身安全”,并认为这样的“核平衡”策略同样适用于新兴尖端武器。实际上,新兴尖端武器不依赖稀缺的原材料,使用门槛较低,研发知识易扩散,也更易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因此,在新兴尖端科技时代,国家之间确保“相互摧毁”并不能确保自身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新挑战,传统思维仍然强势。2019年8月,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不断增加军费、开发尖端武器,此前,美国政府机构也批准了曾引发巨大争议的、非常危险的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等,进一步引发了全球军备竞赛和科技冷战。

由此可见,科技风险问题异常严峻,“既防范化解科技重大风险,又不因噎废食,确保人类安全,确保科技健康快速发展,继续造福人类”这一重要难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科技风险治理既是巨大挑战也是绝佳机遇。

我国科技重大风险治理的重要性、机遇性与可行性

我国是世界性大国,应当在新科技革命与新产业革命中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推动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传统西方科技发展迅速、硕果累累,但是从人类安全的角度评价仍存在巨大缺陷。目前,西方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大量不考虑或不优先考虑科技风险的粗放式创新。例如,长期以来,硅谷的信条是“先做出来,再请求谅解”。伦理不是硅谷顶级科技专家首要考虑的事,他们通常善于将科技与资本结合,却将伦理视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拦路石,活力十足却急功近利。

在科技力量越来越强大的今天,科技发展的最高目标已经不是做出多少重大发现、获得多少诺贝尔科学奖,而是创建可持续创新的科技发展模式,确保人类安全和科技健康快速发展,继续造福社会。在即将到来的科技大转型中,我国完全有条件率先行动,因为我国具备三大优势:

理论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安全

人类安全是头等大事,科技伦理法律、相互威慑的尖端武器平衡等防线至关重要,但是不足以确保人类安全。我国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现实紧迫感的理论命题与伟大构想。从人类安全的角度来看,该命题更具有重要性、紧迫性和国际主义精神,是我国为重塑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持久安全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庄严承诺。

后发优势: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创新、后伦理的老路

“负责任创新”是继“可持续发展”之后,近年欧美国家提出的科技创新的新发展理念,以保证技术创新成果的可持续性。科技“可持续创新及发展”则以科技重大风险为研究对象,弥补了负责任创新的不足,更加强调可持续创新与人类安全,强调发展底线安全的结构性科技伦理法律全球体系。可持续发展强调不要“先污染、后治理”;可持续创新强调不要“先创新、后伦理”,强调让科技健康发展,继续造福社会。因此,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具有后发优势,不走西方的老路、弯路。

制度优势:换道超车,引领未来

所谓领先是与具体标准对应的,不同于以经济增长、诺贝尔奖数量为标准,而是以人类安全、行稳致远为标准。引领世界前沿科技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其粗放式科技发展模式不能遏制内生自毁因素的增长,对于处于追赶状态的我国科技界而言,这给予了我们另辟蹊径、后来居上、换道超车的新机遇。为避免科技冷战和军备竞赛造成的共同毁灭就必须改弦易辙,但西方国家因路径依赖而难以及时转变,我国却具有后发优势,换道超车,抢占新科技革命与新产业革命先机,这将是最大的颠覆性创新。我国率先认清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及时有效应对,完全可以彻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走上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

坚持底线思维,加强科技重大风险治理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考虑,科技发展的乐观派与悲观派的未来影响是不对称的。如果悲观派错了,最多是延缓、推迟科技的发展;如果乐观派错了,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坚持底线思维,要求我们直面科技发展存在的风险,以抓住科技转型发展的新机遇。科技风险治理也是生产力、竞争力。深入研究“既防范化解科技重大风险,又不因噎废食,确保人类安全,确保科技健康快速发展,继续造福人类”问题,使我国在科技重大风险治理、人类安全与可持续创新等学术前沿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当代全球治理体系,提升人类安全国际话语权,使我国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赢得先机;用追求“更安全、更受控、更环保、更公平正义、更永续发展”来超越和替代现行道路上的“更快、更高、更强、更赚钱”的竞争,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创新及发展做出最大贡献。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1]《踏平坎坷成大道——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19年1月21日。

[2]刘益东:《致毁知识与科技伦理失灵:科技危机及其引发的智业革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3]刘益东:《粗放式创新向可持续创新的战略转型研究——科技重大风险研究21年》,《智库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4期。

责编:臧雪文 / 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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