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现代性”是由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他认为现代性经历了由“固体阶段”向“液体阶段”的过渡。他把“固体阶段”的现代性描述为笨重的、沉重的、庞大的，象征稳固性和确定性的社会状况，最具代表性的是福特制；把“液体阶段”的现代性描述为流动的、漂泊不定的、轻灵的、短暂的、变动极快的，象征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状况，最具代表性的是移动互联网公司。鲍曼试图通过固体的和流动的性质来理解现代性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即固体具有明显的空间维度，而流动则具有明显的时间维度。
从固体的现代性到流动的现代性的转变，使得速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2019年10月，中国青年报对1993名18—35周岁的青年进行了一项调查。数据显示，76.5%的受访青年认为自己过着“倍速模式”的生活，表现为追剧要快、旅游要快、观影要快、读书也要快，甚至于在上下班路上学习，在吃饭时间看视频，出门旅游不停“打卡”……青年人的这种走马灯式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是流动的现代性的具体体现。笔者试用“流动的现代性”理论，对青年人的“倍速生活”进行分析。
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使得劳动者必须对自己的人力资本以“倍速模式”追加投资
稳固的现代性时代是资本与劳动相互结合的时代，而流动的现代性时代则是资本与劳动相互分离的时代。在稳固的现代性时代，资本和劳动者附属于土地，双方互为生存的前提和条件，资本借助劳动得以增值，劳动借助资本得以获得生存资料。资本和劳动的共栖之地是工厂、公司、办公楼等特定空间。由于资本离不开劳动，劳动者便拥有与资本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等的权利，劳动者可以参与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约等的制定过程。而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资本、土地与劳动三者的关系由结合走向瓦解。资本及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本仅意味着一个装有手提包、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行李箱。资本摆脱劳动，劳动者被弃置“原地”，虽然劳动者依然像过去那样静止，但却失去了往日的稳固，被迫迁移以寻找“工作”。正如鲍曼指出的，“福特公司的员工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将终生工作在这里，而微软的员工却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在哪里”。资本的轻松性和灵活性使得劳动稳定的契约变得多余而不明智。如果签订了契约，就意味着资本的流动会被束缚，不仅限制了它参与资本竞争，同时也限制了其增长的可能选择。但对劳动者而言，这却转化成为不确定性的首要源泉。由此，资本与劳动者由长久性、确定性的关系转变为“短期合同”“无合同”的关系。
对于生活在流动世界的现代人而言，他们不再有固定不变的习俗和惯例，其生活方式趋向于快速改变、迅速流动。流动的现代性造就了现代人独特的工作节奏——匆忙。“冲浪”一词可以准确地表达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流动的现代性的本质，即人们的安全依赖于他们冲浪的速度，放慢速度就意味着会产生被淹死的威胁，只有快速地滑过表面才能到达相对安全的地方。可以说，人们的匆忙状态源于对时间的极度渴求和对空间的强烈占有。因此，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个体不需要探寻深度，只需要追寻速度。“流动速度”决定劳动者能否拥有工作机会，速度成为衡量人智慧和能力大小的一个核心因素，即谁穿过一定空间所需要的时间短，谁就可能抢占更多的空间来划定界限、控制别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出现，现代社会对于速度的竞赛已经达到极限，资本摆脱空间的束缚，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在全球实现了无障碍自由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流动的现代性也是对金融资本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进步背景下劳动者被动处境的刻画与写照。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由长久性和确定性转变为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工作变换的速度越来越快，工作生涯充满着不确定性。劳动者想要签一份长期合同，并不取决于自己的能力，而取决于资本捉摸不定的流动特征。那些采用灵活工作制的企业往往通过制造不确定性降低劳动力成本。因此，结构性失业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者普遍缺乏对现在和未来的把握，而他们的应变策略就是变得灵活、有弹性，随时准备面对失业，并迅速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对自己的人力资本以“倍速模式”追加投资，通过不断地学习、镀金充实自己，以使自己在职场上游刃有余。
从对权威的崇拜转为对榜样和偶像的崇拜，促使青年人开启“倍速生活”
鲍曼认为，在以福特制生产方式为代表的固态的现代性中，一切都需要制度制定者、程序设计者以及监督者进行统一规划，这就要求一些人必须服从和遵循另一些人所制定的规则。固态的现代性需要严明的纪律，因此，固态的现代性世界是一个权威的世界，是领导和导师的世界。而在流动的现代性世界中，权威不再发布命令，逐渐让位给偶像。偶像的力量在于将命令内化为人们主动的执行，促使人们以偶像为模板努力改变自己。由此，严明的纪律让位于人们的自律。以健身教练为例。健身教练把自己看作一个榜样而不是权威。他用完美的身材告诉你，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去管理自己的身材，如果你忽视了这个责任，你就应该感到自惭形秽。健身教练会潜移默化地向人们传递一种思想：如果你能像我这样积极锻炼，你就能够拥有我这样的身材。可以说，在这个日益个体化的世界里，资本通过树立无数个类似的榜样，促使劳动力自觉自愿地进行参照，改造和完善自己。由此，劳动力完全置于资本的掌控之下。
流动的现代性不仅需要美好的社会，更需要美好的个体生活，而权威已不能满足个体美好生活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偶像。偶像不为他人指明道路，而是仅把自身作为榜样。偶像告诉人们为什么要活着以及如何追求值得为之而奋斗的东西。“我也遇到了和你们一样的困扰，但是我从不认输……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存环境，适合我的未必适合你，但是你知道的越多，你越有可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一个又一个偶像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以自我为中心、如何以偶像为参照的世界。对偶像的八卦与崇拜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对偶像隐私的强烈兴趣不仅是因为人们好奇，也是因为偶像能够把单纯的个体奇迹转变成为值得效仿的楷模。偶像拥有大量的追随者，而粉丝的数量又进一步赋予偶像以魅力，这种偶像崇拜逐渐抑制了人们反思的能力。
在流动的现代性世界中，榜样的力量随处可见，大众传媒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榜样或偶像。他们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工作和生活，指出你达不到社会公认的成功是因为不够努力。人们对工作偶像的崇拜表现为对知识的崇拜、对财富的崇拜抑或是对成功的崇拜，所崇拜的对像往往是学识渊博或者事业成功的人（这反映出的是对偶像的才学本事或者打拼能力的崇拜）。这种崇拜能够促使人们不断学习，获得进步。通过不懈的奋斗获得成功的互联网公司精英，往往被塑造成为激励青年人努力工作的榜样。比如，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经常熬夜工作到早上六点到八点；小米的创始人雷军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点下班……由无数成功人士树立的榜样告诉那些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青年人，如果按照制度性的时间工作的话，很难实现预期的梦想和目标，只有挤压休闲时间才能够促成预期目标的实现。榜样的力量促使青年人在工作中不断开启“倍速模式”，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梦想。
人们对偶像的崇拜经历了从传统时代对道德、知识和严肃性偶像的崇拜，转向对歌手、演员和娱乐性偶像的崇拜。他们崇拜喜爱的偶像，主要是由其外在特征决定的。一个人长相如何、身材如何以及穿衣打扮是否潮流另类等，这些视觉特性成为青年人选择偶像的重要标志。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由对官方媒介的正统性偶像崇拜，走向了对网络媒介的平民偶像崇拜。“网红”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展现才艺，或吹拉弹唱，或搞笑搞怪，他们或学识渊博、或天生美貌、或品位不俗，但目的都是增强人们的体验价值。事实上，衡量体验价值的标准通常是引起兴奋的能力，而不是持续的痕迹。偶像逐渐从高雅走向大众，催生出许多依托互联网载体而生长的群体和文化。然而，由于青年人的偶像选择首位关注的是人的外部形象，这使得其偶像崇拜对象并不十分牢固，因为在不同阶段、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外在审美很容易发生变化。比如，他们不再喜欢之前的对于偶像外貌的审美标准，而是建立新的标准，重新进行偶像选择。也就是说，青年人的偶像崇拜活动具有不稳定性、不连续性、短暂性以及易变性等特质。因此可以说，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从对权威的崇拜转为对榜样和偶像的崇拜，是开启“倍速模式”的重要原因。
“倍速生活”突出表现为“倍速消费”：欲望支配下的消费
流动的现代性社会是消费的社会，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的中心，消费的目的不再是生存，而是消费本身。消费主义并不仅指寻求和积累财富，它的本质是寻求刺激。因此，“占有”和“存在”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即刻的使用和享受。在消费社会，资本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品，为了维持再生产的持续进行，需要通过刺激和诱惑来吸引和驱动消费者进行消费。这个过程不是通过刺激消费者的需要来促进消费，而是通过刺激消费者的欲望来促进消费。有人将消费形容为欲望的比赛，“终点线移动的速度总比最快的短跑员动员还要快”。消费活动的灵魂是欲望，而欲望又是自恋的，把自身视为目标，这注定了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消费的欲望是真正难以填满的沟壑。
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消费者快乐更替的速度越来越快。理论上讲，消费者在进行现在和未来的跨时消费选择时，本性上是不愿意延迟的，其偏好于实现当前的消费目标，期望体验或者享受到消费所带来的快感，因此，在时间上是不容许有丝毫耽搁的。而流动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就是快速的消费方式，任何时间点所拥有的消费机遇都被认为会稍纵即逝，每一次机遇都是独有的机遇，不会再出现第二次。由于每一个时间点都是崭新的开始，因此，耽搁和延误会成为机遇的杀手。为了人们尽情地享受消费，确保消费者的当前需求不会出现延迟，金融机构不断放松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使得贷款消费易于实现。
将个人变成欠债人的借贷消费成为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的新伦理，它劝慰人们只有不断地购买，商品才能得以出售，社会才能继续生产，才能持续创造就业岗位。人们只有继续工作，才能还款，然后才能再继续消费。在这种新伦理下，不消费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由此可见，外部环境是提倡和鼓励消费的。基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自我控制已经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作为在丰裕社会成长起来的消费者，青年人在跨时消费选择上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考虑已让位于消费欲望的即时实现和快乐满足。
精神分析的创建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现代文明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的对立。然而弗洛伊德没有预料的是，消费社会的到来让“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之间的矛盾达成了统一。消费社会在服务于“现实原则”的同时，谋取“快乐原则”的支持，它把反复无常的欲望同社会秩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非理性的人类欲望变成了建设理性秩序的基础，从而实现了“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统一。对于那些将欲望实现看成是进行消费第一要务的青年人，所有的迟疑和犹豫都将带来即刻的痛苦。因此，要快乐就得消费，要持续快乐就得开启“倍速模式”进行消费。如此循环，消费社会获得了带给人们幸福生活的“功绩”。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生活的幸福与不幸福是可以通过消费进行测量和解释的；工作的意义也是可以通过消费进行测量和评估的；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代表的是能够进入何种消费层次。消费的最终目的是快乐，努力工作已不再是天职，而成为获取消费品的手段。由此可知，在流动的现代性视角下，“倍速生活”突出表现为“倍速消费”。
走出“倍速生活”，增强青年人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一，增强青年人的安全感。“倍速生活”反映出青年人对于成功的渴求，反映出他们对于实现自我超越、激发自身潜能的期待，同时也反映出其功利心理，即过于看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而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安全感增加。在鲍曼看来，稳固的现代性的最大弊端是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扼杀了人的自由；而流动的现代性的最大弊端是在提供自由的同时，失去了安全。事实上，自由与安全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充满着不确定性，给每个个体生存带来的不安全感日益增加。
作为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倍速生活”对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生活带来了重要影响。对此，政府需加强制度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收入保障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人们的不确定感。同时，企业需加强社会责任感，保障就业的稳定性，使劳动者可以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获得生存的安全感。
第二，重视互联网时代青年人的偶像崇拜。新媒体的先进传播手段是“倍速生活”现象产生的外在动因。最先接触、使用新媒体的群体，就是青年群体。由于新媒体具有巨大的信息传播优势，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快速而大量的传播信息，一张照片、一段视频都能被上百万甚至几亿人接收，因而成为快速制造偶像的绝佳武器。受大众传媒影响，各种偶像不断出现，青年人被不同的偶像包围，在偶像选择上不停变换标准，盲从偶像并且缺乏正确的审美标准与价值选择。这对他们价值观的形成与培养是不利的。未来，需要社会在多方面对青年人进行正确的引导。
事实上，偶像化带给人们的价值观基本上是金钱价值观（他们认为只要炒作成名，能够被众人关注，便可获得地位和财富），会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形成误导。对此，我们应积极利用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新媒体工具，通过各种途径让青年人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进行深刻地学习，从而形成社会与民族的向心力，增强青年人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引的生活方式变革，是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前进的长期保障。流动的现代性的种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它给人们造成了精神状态的双重困扰，即一方面表现为对外部条件和目标实现上的高亢奋进势头，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内在满足和人生意义的焦虑和压抑。
对此，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和行为准则进行宣传，加快文化自信建设，夯实民族发展基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进而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