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第六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宜宾峰会上演讲
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上，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全会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所作的大量探索、创新及其成果，都纳入了系统化、整体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之中，实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系统集成。
全会《决定》中，一共列举了13个大的方面的制度、体制和制度体系，提出了150多项制度，70多个“体系”，将近40个有明确内容的“体制”，将近50个有直接内容的“机制”。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框架。至于使用的相关词汇更多。其中“制度”一词出现了222次，“治理”一词出现了83次，“制度体系”出现了16次，“治理体系”出现了29次，“体制”出现了43次，“机制”出现了76次。
如此众多的制度、治理、体制、机制、体系汇聚一起，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进一步走向了系统化、整体化和规范化的高度，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画出了蓝图，规划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制度、中国治理这条道路上迈出的新的巨大的步伐。
面向未来，我们奋斗、努力、改革、创新的一个基础性、战略性任务，就是要按照《决定》的部署，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会《决定》的很多精神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决定》还直接点到了长江经济带，明确要求“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此前的2016年1月和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两次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把全会《决定》的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读出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几个重要理念、原则和要求。
第一，长江治理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课题。
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大河。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无论从开发角度还是从防患角度，都不能不重视长江问题，实际上也进行了不同形式和规模的长江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一直把长江流域的水患整治和开发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大事来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但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实际上是党和国家从战略层面对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综合性治理。
所谓治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指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特定的事物加以管理、调整、改造，使其达到有序状态、符合一定要求的活动和过程。治理有不同的层面和领域。《决定》中涉及的治理层面，有社区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等。涉及的领域，有经济治理、科技伦理治理、网络治理、边疆治理、生态环境治理、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全球经济治理等。
长江治理，当然并不仅仅是水患治理、水利治理。历史上对长江的治理，从来就包含着长江沿岸的发展在内。我们今天所说的长江治理，更是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安全等在内的综合性治理。它既包含着保护，也包含着发展。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从治理的角度来认识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就要更深入地领会长江经济带治理的内容、规律、原则和要求。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对长江经济带实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努力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第二，长江经济带的保护和发展是一个庞大的治理工程和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就要有系统思维，就要实行系统治理。
全会《决定》充满了系统思维的精神和要求。《决定》要求“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所提到的“体系”多达70多个。
所谓治理体系，就是实施治理的全部要素、手段、方式、环境和条件的总和，是体系化的治理结构和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等多个方面，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他还形象地比喻，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通过祛风驱寒、舒筋活血和调理脏腑、通络经脉，力求药到病除。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近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强化顶层设计、探索机制改革，印发实施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和10余个专项规划，出台实施了一批政策文件，基本确立了共抓大保护的格局。
由于长江经济带涉及的省市多，各地的发展水平和环境条件不平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较大。因此，如何加强协调，形成合力非常重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必须完善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等重大问题。除了区域合作之外，在治理的内容上也要统筹兼顾，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分类施策、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在每一个省市内，也要加强不同市县之间的协同关系。
第三，长江治理要建立在系统完备的制度基础之上，把制度和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制度和治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制度是规范，治理是抓手。制度是国家和一切社会生活赖以运行的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但是，制度要在运用中才能发生效力、产生效果，所以，在制度的基础上还要实行治理。任何制度的长短优劣，归根结底都要看治理的效果。
当然，治理不能脱离制度。没有制度的治理，可能有成效，也可能会一片混乱。治理效果的好坏、优劣，根本上取决于制度是否科学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认识并始终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认识来之不易，必须时刻牢记。
长江经济带的治理也必须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决定》中提出的许多制度，都为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保障。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都是要应用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
特别是《决定》要求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落实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要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创新发展中坚持和运用。建立和完善这样一系列重要制度，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就能更好地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
第四，长江经济带要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11个省市，集聚的人口和进出口总额超过全国的40%。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超过了45%。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升，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势头，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
现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四中全会的《决定》贯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并且5次直接提到“高质量”的要求。《决定》第六部分的标题就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定》指出：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所有这些要求，对于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高速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长江经济带不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要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发挥引领和生力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要求，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为此，我们就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第五，长江经济带要在创新发展和引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川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活动地区和根据地。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历史花絮。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巴中的通江县召开党政工作会议，为了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特地制定了一份《红四方面军训词》，并进行了宣誓。训词是“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一共16个字，其中居然有“创新”一词。当时红四方面军还印发了一个《说明》，对训词加以解析。其中对“创新”的解释是：有创造性，有创造新局面、新苏区，挽回战局，创造新的战术战略等。85年前，红四方面军就提出“创新”的要求，这使我颇感意外和惊奇。今天的四川人民就更应该具有和发扬创新精神了。
全会的《决定》在科技创新方面，列举了4个“体系”：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在“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要求下，提出了3个“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另外还有三个“机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这是把体制、机制放在一块的。还有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
所以，在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长江经济带包括四川，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引领作用。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非常引人关注的，是《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这是根据当前和未来国际国内迅速发展而提出的重要要求和重大部署。四川在这样的举国体制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应该发挥特殊的作用。
（作者李忠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