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经典作品重回人们视野，传统阅读所需要的专注度、理解力和体验感已难符合当下人们快餐式的碎片化阅读习惯。互联网超链接、超文本技术引导出一种新的“跃读”，成为人们不断提高自身认知能力、保持对知识智慧的追求以及安置自我身心的源泉活水。在后阅读时代应观止经典，在传承中回归自我，在阅读传播中注重自我思想和行动的同时卷入，让经典阅读真正为我所用。
【关键词】后阅读时代 “跃读” 经典阅读 【中图分类号】G252.1 【文献标识码】A
后现代阅读时代：“跃读”作为一种阅读传播方式
阅读原指人类从编码系统中获取信息并理解其含义的能力，后又特指人类对书写在物体表面上的连续文本符号的理解。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阅读还包括了人类从电子屏幕上获取编码信息的能力。阅读演变与传播过程也是考量人类进步的依据。
在某种意义上，阅读的历史也是媒介发展的一种折射。在文字尚未出现以前，阅读意味着朗诵和说话，口头文字在传递知识和记录交易等方面承担着“见证者”的角色。口头事实也伴随着歪曲、争执和遗忘，作为表达形式用以记录事实的文字便由此诞生。直到纸本早期，阅读仍是少数人的事情，识字、书籍、教育都是特权阶层的专属品，人们对文本尤其是经典作品往往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阅读传播是一种权力与权威的象征，这是传统阅读时代的显著特征。随着印刷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书写文字的力量被释放，复制书籍快速取代手抄书稿，也催生了现代阅读。原属于少数人的阅读走近了大众，经典作品也从神圣迈向日常。
传播技术与手段的发展并未减损人们对书籍的敬畏，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书籍仍保持着原有的权威性和神圣性，阅读经典一直被视为一种有深度的审美活动。然而，随着后现代思潮对权威的解构和对经典的消解，再加上技术发展带来阅读形态的转变，人们进入后阅读时代。
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通过对文学领域的后现代特征进行考察与分析后，发现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两大核心构成原则。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思想及后现代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作品中的模糊性、间断性、反叛与曲解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内在性是指文学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之类超越性价值感兴趣，相反，后现代文学是主体的内缩，是对后现代环境的内在适应。后现代文学的碎片化、平面化、互文性和反体裁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版式、印刷、字体等形式上，甚至也表现在阅读传播层面，由此，我们说人类进入后阅读时代。
不同于现代阅读，后现代阅读指的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读者打破以往线性阅读模式，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作品、解读文本，生成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获得自我认知、激发自我体验的阅读方式，碎片化与差异性是后现代阅读中最重要的特征。
后阅读时代人们常常不按作者和文本本身的顺序阅读，在随意浏览的过程中不断跳转、反复、腾挪，打破了印刷文本线性阅读的秩序，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跃读”由此产生。“跃读”是指读者根据自身的知识、兴趣和过往经验、体验不断越界，阅读逐渐由时间的连续中断裂出来，转向时空并置，实现阅读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共在。“跃读”突破作者权威和文本中心，互联网带来的超链接文本更是赋予了人们根据自身需要、兴趣、知识和过往经验进行阅读的选择空间。读者个体的经验、体验和认知方式决定了“跃读”的程度与水平，为自我实践提供态度及行为的基础，正因如此，阅读传播本质上影响到社会的变革。
经典阅读传播的途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西方社会有关后现代的研究更重视外部世界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碎片的和断裂的，而东方智慧则强调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由此，外部世界的断裂实则强调的是个体间差异的分野，个体自主性和能动性惟有在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止于至善的前提下，人格与行动才能形成有机整体。
传统社会中阅读与日常生活常常处于分离状态，对经典作品的认知和理解往往属于“知”，而日常生活和行为则归于“行”。古有纸上谈兵的赵括、坐而论道的王公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今也有徒陈空文、不见之于行事的空想家，阅读若只是一种精神、思想活动，则很难在传播实践中生成智慧，化为行动的力量。
互联网传播速度加快，万物皆媒的连接成为可能，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也大大激发和延伸了人的各种感官，人们的认知与信息快速流动、交换、生成和行动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对经典作品的认知和理解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不断在现实行动中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
互联网唤醒了人们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它与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知行合一不谋而合。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老子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王阳明则继承了先人的思想并通过体悟和实践直接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主张。“良知”是人人自足、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而“致”则是兼备知行的过程，强调行动和实践的重要性，致良知就是将良知具体入微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近代以降，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隔离在不知不觉中斩断了阅读、智慧和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经典阅读传播强调的是将阅读与自我实践结合在一起，灵活运用各种知识，服务社会，解决问题。经典作品的价值不只是记录先人的经历和空洞的、抽离了感觉和情感卷入的知识，其真正的魅力在于穿越时空的限度找到与个体生活密切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经典阅读不仅要重视“跃读”，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的阅读传播，不应只是书斋里的闷头苦读和和苦思冥想，更应该在阅读经典的同时体悟生活，将对经典文化和智慧的理解与个体对现实的关怀与创造结合起来，寄知于行，行中致知，使传统经典依然能够在传播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经典阅读传播的落点：止于至善
柏拉图认为，善是一种理念，是真理、知识和智慧，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善是一切事物或活动的目的，这与孟子以为善是“可欲求的东西”一致，将善作为一种目的与动力存在。这时的善便不再仅限于理论层面，而成为一种选择和行动。善一词来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善不仅指美好的事物和品质，还具有权变之意。《大学》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是儒学三纲，至善则指的是最高境界，是最根本目标，这既包括独善其身，亦包含兼善天下。至善的达成则既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需要知止不殆与知行合一，由此看来，无论是诚意正心还是知行合一最终都需止于至善。朱熹也有“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止于至善的意义便在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阅读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应在于善己和善人。止于至善“跃读”经典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后现代思潮在打破元叙事和元话语的权威时，也凸显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个体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处于失去原有生活目标和信仰的危险之中，新价值体系亟需建立，修身修己迫在眉睫，这正是阅读经典传播的意义所在。经典作品通过历史的选择，能够为个体提供丰厚的精神食粮，这是快餐式的网络阅读所无法提供的。
互联网在赋予个体表达的同时，也使得现实矛盾问题在网络世界中不断扩大和发酵，在互联网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不公平、丑恶的社会乱象，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信任日益加强，人越来越陷入社交恐慌，甚至拒绝发展新的关系网络。经典作品传播具有疗愈的功能。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宁静平和的状态中，找寻与他人相处和交流的智慧，在感觉、知觉与情感的回归中利己、利人。个体在经典阅读中打开自己、汲取养分，同时对事物保持敬畏之心，以找寻到自我并安放好自我为目的。
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在于其浸润心灵的穿透力以及培育民族精神的滋养力。经典作品传播涉及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它们流淌在国家民族文化基因之中，是国家民族的精神底色。
经典阅读传播的起点：至诚知止
传统阅读文化建立在以书籍为代表的纸质媒介基础上，作者权威和观点是文本的根本原则，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都遵循文本内容，作者的（最初或最终）意图决定着作品的含义，读者在通过阅读获取确定性知识的同时，也与纸质媒介共同塑造了作者与文本的权威。出于对作者和知识的尊崇，人们阅读的出发点在于与先贤沟通，增长学问，了解自我与世界，以增加对生命智慧的体认。
随着后阅读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一方面改变了阅读介质和阅读方式，人们由线性的纸质阅读转向超文本的屏幕阅读，使得人们可以在文本中自由选择与穿梭，深度阅读成为奢侈品；另一方面互联网也解构了作者话语、文本和知识自身的权威性，阅读越来越与自我的生命底色相关。
在信息爆炸、知识触手可及的时代，经典作品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中蕴含的跨越时空的思想和经验、体验仍然能穿透当下个体自我的需要，是传道解惑的有力工具。由于时间和注意力的有限性以及浅层、跳跃性的阅读习惯，人们很难拿出时间和精力专注地品味一本经典，转向选择在泛滥的经典全解和经典速读中远离原著，以获得对其所谓“标准化”的理解。当经典作品成为消费对象而不是观止对象时，汲取知识和安置心灵就不再是阅读经典作品的主要目的，获得竞争的象征性资本和社交的通行证反而成为经典阅读的主要推动力。
互联网时代经典作为精神食粮，既事关价值、信仰和理想的重建以及民族精神底色的传播，也与自我成长密切相关，阅读的出发点不应是“得利”，在一定意义上阅读的根本出发点是诚意正心。《中庸》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在知识日益商品化和标准化的今天，经典阅读传播的意义在于人们可以穿越时空，与先人交流，从他人智慧中获取经验、乐趣、想象、力量、责任与担当，取得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以及找寻到自我身心安置、生命和心智成长的道路。
经典阅读不应以拼速度和比数量为起点，更不应该以标准化的解读为正解，读者应懂得至诚方可知止的智慧，在阅读经典过程中学会“知止”。墨子曰：“知止，则日进无疆，反者，道之动。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止不仅仅指永无止境的外在求索，更强调其内在至诚达性的意涵。知止并不是停止阅读或放弃阅读的意思，而是知道自己为何读书，读什么书并据此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与规则，在诚意正心中，不断抵达和探索其中的智慧，为我所用。
作为“强盗”的“跃读”中的传播
互联网时代呼唤的是人们思想与行动的同时卷入，读者不再是单纯的接收者和旁观者，而是消费者、体验者及传播者。后阅读时代，经典作品中的格言、警句等让人感身同受，也直击人的灵魂。个体自主性和差异性带来了文本阐释的歧义性、模糊性，个体在脱离作者意志的惟一性的同时，灵活“引文”会使文本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
在德国文人瓦尔特·本雅明看来，“引文”不仅仅具有论证功能，还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换言之，不同于学院派视“引文”为工具，本雅明赋予“引文”以生命。他注重人在“跃读”中增强自我理解，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与学习中。偶然、碎片化的思想结晶看似对作者意志与信念具有很强的“挑衅性”与“冒犯性”，但实则却是对知识的真正传承。
从本雅明的引文和格言警句出发，阅读经典本身是一种收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对经典作品的内容、格言、词语和思想的使用权，经典作品不仅能够为我所有，更能为我所用。经典作品成为了收藏品，每个个体都成为这个意义上的收藏家。
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人们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改造能力得以释放，个体可以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生产意义和建构知识，在各自生命倾向性的引导下，在阅读中通过分解、移置、切割、拼贴、充足等形式不断打破和解构作者和文本的权威，不断生成新的解释和意义。
总之，互联网时代的“跃读”恰恰如本雅明笔下的“强盗”，从阅读到“跃读”的转变，彰显出阅读者的自主性和生命底色，这既是一场对作者权威和文本中心的革命，也是一场对个体自我认知思维方式的革新。后阅读时代技术变革重新塑造了阅读的方式与意义。经典阅读不应追随热点和潮流，不应盲目追求速度和数量，更多以至诚知止为“跃读”的出发点，通过知行合一，最终止于至善。以“跃读”经典为传播途径回归阅读的应有之义，不仅能够促进自我心智和生命的成长，更能在与先人的对话交流中建立新的表达、行动乃至改变的传播机制。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堃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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