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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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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父亲出生于1945年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益阳县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他的亲生父母实在难以养活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就一狠心,把这个出生才三天的孩子,送给邻县桃江县一位教书先生家抚养。这位教书先生姓杨,人称“长安先生”,彼时已育有四女,无子,自是大喜过望。但杨姓养父家的地主成份,令父亲的前半生蒙上了无法驱散的阴影。

长安先生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匠,对父亲的教育很上心。爱好写古诗的长安先生,曾赠学生时代的父亲一首诗:少年读写直须勤,接物待人见赤心。闲时莫向街头走,以免胸襟染浊尘。父亲在求学过程中一直把这首诗当作座右铭牢记于心。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父亲也颇受长安先生薰陶,造诣不浅。小学和初中,父亲都保持了优异的成绩,1961年,父亲初中毕业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益阳市一中。但是,因为政审未过关,父亲无法入学就读。恰在这时,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差点失明,长安先生把他送入湘雅医院治疗,在长沙住了足有五个月才终于康复出院。后来靠长安先生的朋友帮忙,父亲进入一短期师训班接受培训后,被安排到某小学任教,那时父亲才16岁多。一年后,逢全国的大下放运动,父亲回到老家务农了。

在1966年的运动中,父亲又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受到攻击,被批斗,被强剃“阴阳头”。年轻气盛的父亲,不堪受辱,搭上渡轮,从船头跳入资江河水中自杀,幸被船员和乘客合力救起。这是父亲跌宕多舛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轻生经历。

因为出身不是“贫下中农”,父亲升不了学,招不了工,入不了伍,还在运动中成为“贫下中农”们的打击对象。万幸的是,在此境遇中还有个贫下中农的女儿看上他了,嫁给他了,这就是我母亲。直到1977年,父亲才摆脱了由出身带来的困扰,在师资力量奇缺的大环境下,被推荐成为当地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这时父亲与母亲已有了三个孩子,民办教师每月六元的微薄工资,实在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在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后,父亲辞去了这份民办教师工作,回到家种起了蔬菜。父亲与母亲一起,每日辛勤劳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规模最大时雇了十数个人。这期间,父亲被评为“劳动模范”、“科技示范户”等,《湖南日报》曾在头版以《蔬菜大王之路》为题报道过。

然而生活总是充满变故,在老家办的蔬菜农场,遭到了频繁的征迁,让父亲觉得无力坚持下去了。无奈之下,九十年代,父亲倾尽所有,带着母亲和他们多年患病的大儿子——我的哥哥,与人合伙南下广东兴办农场。谁知一年之后就遭遇天灾人祸,农场被毁,我的哥哥也客死他乡。其后六年,父亲走在了上访维权的路上。最后的结果是官司赢了,然而他们的投资再也无法收回,他们的大儿子再也无法重生。2000年,鬓已斑白、心已破碎的父亲带着母亲,投奔已远在万里之遥的新疆阿克苏安家的我——他们唯一的女儿。

在阿克苏的兵团农场,父亲与母亲承包了几十亩棉花地。土地似乎特别听父亲的话,不管是种植蔬菜还是种植棉花,总能长出一片葳蕤。在辛勤的劳作之余,身世之慨、思乡之愁也不时来袭,父亲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南疆奋战历艰危,西域鏖兵几度秋。大漠茫茫尘漫漫,天山莽莽路悠悠。杨枯古堡身边景,柳绿湖湘梦里洲。极目家山何处是,白云深处惹人愁。

八年之后,随着我的返乡,父亲也终于携着母亲,落叶归根,返回他自小成长的地方,建屋安居至今。忙碌惯了的父亲,在家门口开辟了一个菜园,一个果园,两口鱼塘,过上了“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的田园生活。

在这几年中,父亲把写诗的爱好发扬光大,频出好诗,多次在各网络平台及纸媒刊物上发表诗作,加入了益阳市作家协会,并被推举为镇诗词楹联协会副秘书长,又主持村上的老年协会工作,终日忙忙碌碌,却又乐在其中。

最后说说父亲的两位母亲。父亲的生母和养母都早已过世。生母无奈送走他之后,一直牵挂在心,多年来嘱她的大儿子予以寻找。在父亲三十二岁那年,他的兄长终于找到了他,把他带到生母面前。父亲告诉我,在他的成长中,养母太偏心,偏心于她自己生的七女一子。多年来,父亲疑惑,愤怒,不甘,但在见到生母的那一刻,他明白了前因后果,放下了所有对养母的怨恨,而只剩了感恩,感恩她把自己抚养长大。所以,在养母晚年,父亲对她特别好,在她患病失去行动能力后,他把她接到身边照顾,母子感情在养母的人生最后时段空前加强了,我曾亲眼看到,他的养母在他的怀抱中,在他的声声呼唤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时我大约十二三岁。

父亲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幸而父亲骨子里又是坚强的,豁达的,才能在历尽沧桑之后,还拥有现在这种恬淡安宁的心境和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把生活中的美化为诗句,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美的享受。比如这首今年过年时写的《岁末感怀》:

终老田园乐也多,春吟桃杏夏吟荷。

松风已洗烦心事,村笛时传悦耳歌。

日出畦间除杂草,霞铺陌上赶肥鹅。

闲时最是开怀处,任性孙孙背上驮。

以此作结。

[责任编辑: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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