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众关注某种舆论并愿意“搭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舆情爆点能够引发其心灵共振，从而形成“共情”的社会心理联结。知情权落地与权力行驶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是“舆论搭车”发生的一个常见诱因；一些媒体传播引导和个别官方渠道舆论应对存在理念、方法的缺失和不当之处，也使知情权与权威力量的冲突时有呈现。对此，我们要转变治理理念，积极探寻破解困境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舆论搭车” 社会心理 知情权 舆论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在近年来的“官员杨达才微笑”“青岛天价大虾”和“西安奔驰车主维权”等事件中，“舆论搭车”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舆论搭车”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有突发事件进入公共空间，受到舆情关注，使人们在地域、身份、内容等方面产生相关联想，导致舆情内容延伸或目标发生转向，引发更多社会关注和讨论，并促使公权力介入问题的解决。
“舆论搭车”频发是改革转型期公民复杂社会心态的映现。在一定程度上曝光社会问题，可以使一些人长久压抑的心理诉求得到释放。但同时，“舆论搭车”个体观点纷杂，也会加剧社会焦虑，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民广泛参与对政治民主造成的冲击，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国家合法性基础削弱、公民权遭受挑战、政治可信度危机。①因此，未雨绸缪，对“舆论搭车”的潜在风险加以防范，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推动国家信息化建设和维护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的重要议题。
舆情爆点能够引发公众的心灵共振，从而形成“共情”的社会心理联结
公众关注某种舆论并愿意“搭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舆情爆点能够引发其心灵共振，从而形成“共情”的社会心理联结。“共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指出，它“是指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意味着进入他人的私人认知世界，并完全扎根于此”。②“网络搭车”中的“共情”心理，是个体对他人替代性情绪表达的一种同情心反应，也是个人风险经历和风险意识的唤起。出于共同关注和情感投射，个体能够站在他人角度，结合自身所见所闻体验他者情绪，表达同情和共鸣，密切与他人之间的心理联系，从而达成一致和支持。考察“青岛大虾事件”的舆论形成过程，当事人通过微博发布“挨宰”经历后，一场围绕“青岛大虾38元一只”的相关讨论迅速在微博、微信社区展开。不少遭遇过类似“宰客”经历的网民在表达愤怒之余，也爆料出一些旅游景区强迫游客交易和商业欺诈的行为。由此，网民共同形成了对旅游服务管理漏洞的舆论指控。其后，虽然问题曝光趋势稍事减弱，但“段子手”们依然兴致不减，通过“非虚构”（即一种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方式）等手段推出了更多故事，托住了即将沉淀的话题，致使舆论高潮再起。如一个段子用冷笑话口吻讽刺道：“在青岛要喝青岛崂迈啤酒，再点一盘花生米，完了买单，老板答：‘我们青岛人好客，崂迈啤酒不要钱白送，我们来数一下花生米。’”
从发生学角度看，“舆论搭车”事件一般源于个体经验的表达，问题暴露后唤起了其他网民相似的风险记忆。由此可见，个体经验显示出的是普遍认同的心理。当个人诉求在数量庞大的网民群体中引起波澜，舆论指向得到大多数人认可，更多相关相似的论据进一步聚合、引申时，个人经验便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或代表明显、即刻存在的风险，或暗示可预知、潜在的冲突。由此一来，个人利益受损的经历就上升为群体利益受损的危机认同，个人之间安危联系的纽带更加结实，“舆论搭车”主动性激增，舆论中的“意愿共同体”由此形成。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各种内在利益冲突伴随着现实矛盾纠纷逐渐显露。多年来，在互联网上，经过舆论“意愿共同体”的观点建构，形成了公众持续关注的七大领域——权与法、历史问题、反腐廉政建设、公共安全、谣言与信息公开、色情暴力及不良信息传播、东西方意识形态博弈。③源于权力落差、贫富差距、地位高下的社会冲突时有披露，官员、富商、名人成为具有敏感身份的舆论标识，相关群体也成为“共情”心理的特别关注对象。网民极易借具体事件催生仇官、仇富等话题，并引发群体性的道德批判和网络审判。
对于大多数未曾经历极端性事件的公众来讲，“舆论搭车”的价值还在于，一些日常所遭遇的不公正事件、不平等待遇由于实质性伤害小，尚不能构成诉诸于法律的理由，但却会使人怨气郁结。当公众发现通过正常途径无法申诉、辩解，但却可以通过对新近发生的事件“蹭热度”的办法来表达和倾吐不满，④从而得到网民的道义支持，或者获得公平正义的伸张时，网络所赋予的关系链接和自由表达就成了最便利的工具。由此，“舆论搭车”便成为舆论场上的一种流行趋势。
知情权落地与权力行驶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是“舆论搭车”发生的一个常见诱因
在活跃的互联网平台上，知情权作为公众依法享有的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权利保障，也成为支撑网民实现其舆论诉求的强有力武器。
2018年7月，一篇名为《疫苗之王》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迅速引爆，旋即得到超百万网民的关注和转发，疫苗安全问题连同对公权力的问责一时间被推上风口浪尖。原本，2017年11月，有关管理部门对长春长生公司百白破疫苗进行过抽样检查，并查出其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但事发后，调查结果并没有得到通报和重视。当问题疫苗再度掀起舆论大波之后，有关部门还是行动迟缓、语焉不详，于是便导致了网民“舆论搭车”，使管理部门连带成为公众批判的靶子。
公众舆论往往聚焦于几种诉求：第一，要求权威介入，以呈现未知而欲知的事实。第二，要求信息掌控方公开信息，答疑释惑，而不是敷衍应对、缄口不语。第三，要求权威方、直接义务方对权利方表现出对等或更大的作为。在网民那里，虽然知情权落地未必如人所愿，但作为表达权利的出发点，知情权被视为检验公权力是否公正有效行驶的一把尺子。在“舆论搭车”的过程中，一旦知情权落地受阻，就会发生舆论的偏离或转向，从而牵引出更多、更大的次生舆情。例如2017年，四川省泸县太伏中学发生了学生坠楼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校园霸凌问题的关注。原本舆论火力集中在还原真相、惩办责任人等方面，但当人们满怀焦灼地等待了24小时后，官方的五次回应却使他们大失所望。第一次官方表态说调查已展开，第二次说“排除他人加害死亡”，第三次指出要查实网络谣言，依法惩处，第四次只表明“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第五次则强调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表明依法打击造谣、传谣行为的决心。每次回应字数不超过300字，最少的只有122字。对此，有评论认为：“草率的回应、生硬的结论，缺乏说服力，难以打消公众心中的疑惑。”这种冷漠的态度和乏力的处理手法造成了舆论的转向，导致“舆论搭车”升级为对当地政府的严厉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