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全面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治理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最终要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体现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全面依法治国，具体到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就是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人做事，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法治自觉，让法治成为工作实践和日常生活的习惯。
如何研究好这一重大课题，是摆在法律工作者面前的时代任务。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至少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正确看待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关系。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法律始自夏代的“禹刑”，秦朝的《秦律》开启了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直到清朝的《大清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法律组成了中国近现代法律。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当前的全面依法治国仍然可以从我国法制史传统中汲取营养，比如，商鞅变法时通过“徙木立信”树立法律权威的做法，对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仍具有现实意义；狄仁杰、包公、于成龙等官员的断案智慧和公正，对当今公正司法仍具有借鉴意义等。当然，我国法制史中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如秦朝的“炮烙之刑”“车裂之刑”，唐朝的“亲亲相隐”即亲属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亲人之间同罪异罚等，我们务必引以为戒，不能盲目延续传统的法律制度。
正确处理中国实际与国际经验的关系。现代法治理论和实践发端于欧美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执法经验、司法惯例已经较为成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同样值得思考借鉴。但正确对待国外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成果，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辩证地分析，辩证地运用。一是要借鉴国际上法治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行之有效且符合中国实际的可以运用，比如美国法律规定的“律师辩护权”，当事人没有经济条件请律师的，政府应该免费为其提供律师。二是面对国外先进法治经验必须考虑是不是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照抄，以免水土不服，比如，应避免盲目崇尚“三权分立”、引入美国的陪审团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实践。
正确认识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关系。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既要管好当前的事务，也要着眼于长远发展，以便保持法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当然，强调法治的稳定性，并不是拒绝变化，而是指一些基本法治规律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法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的本质属性必须长期坚持，不能有丝毫的含糊。至于法治的具体情景、具体内容等则应当与时俱进，以便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作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应当逐步适应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我国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如德国一位法律专家的说法，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法治，只有不断完善的法治。因此，在保持基本法治规律的前提下，应当逐步完善法治，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全面保障执法司法的严格公正，不断推进全民守法迈上新台阶。
正确理解程序正当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全面依法治国道路上，程序正当和实体正义往往是一致的，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两者有时不一致，有时实体正义可能程序不正当，有时程序正当可能实体不正义，这要看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可借鉴美国法制史上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来看程序正当和实体正义的竞合，如果取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那么即使拿到了铁一样的证据也不能当作合法证据拿上法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是社会利益目标的两个方面，也是法律秩序发挥作用的两杆称，两者和谐，才能使诉讼结果的正义得以实现。
（作者为司法部社区矫正局副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