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当中，国际格局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安全、经济和大国互动是决定国际格局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从安全逻辑出发，当前国际格局总体和平，未来保持一段时间的和平仍然是大概率事件。从经济逻辑出发，全球化进程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数字经济的跨境流动表明，全球化仍在深入发展。中美竞合是当前影响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性大国因素，中美竞争性有所加强，但出现两极对抗的新冷战格局概率不大。总体上，国际格局演变正在加速推进当中，要通过大国间的理性协调和国际机制的合理改革确保格局演变顺利发展。
【关键词】国际格局 安全逻辑 经济逻辑 大国竞合逻辑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1.002
国际格局的演变，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特定格局的形成，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纵观历史，国际格局演变是一些基本逻辑在背后发挥重大作用的结果。在偶然和必然之间，这些逻辑隐藏其中，各自发展演化，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叠合形成某种趋势，共同促成国际格局的演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识别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基本逻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在分别分析安全逻辑、经济逻辑和大国竞合逻辑三大基本逻辑基础上，研判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大致情况。
战争或和平的安全逻辑
国家的生存或者死亡始终是国际格局的核心命题。自从有国际体系以来，安全逻辑就贯穿于始终，并成为核心逻辑。探究国际格局演变必须要回答格局的安全性问题。在不同时代，安全逻辑有不同的呈现，也有不同的发展逻辑。有些时代，战争是时代的主要逻辑，各国纷争不止；有些时代，安全又成为主线，世界享受较长时间的和平；还有些时代，战争与和平交织并进，难言谁占据了主导地位。
就当前的国际安全格局而言，和平仍然是主流。所谓格局性的和平，不是指世界上没有任何形式的战争或者因为战争而死亡的军人或者平民，而是指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抗性军事冲突并由此引发较多数量的人员死伤。孤立地看，当前个别国家、局部区域存在着战争这一事实，战争不仅存在于国家间，而且发生于一国内部。国内战争越来越成为当前战争的主要形式。但从全球范围内看，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特别是直接对抗的战争形态出现得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战争为标记，过去一百年以来的全球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战、二战、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一战和二战将近30年，处于战争和和平之间的冷战有40余年，后冷战时代截至目前也几近30年。如果把冷战看成是总体安全的格局，那么40余年的冷战加冷战结束以来30年的和平，已共同构成了70多年的世界和平。这70多年的“长和平”可以从战争频率的大幅度降低、战争规模的醒目下降和战争伤亡的快速减少等几方面来共同衡量。[1]
促成这70余年总体和平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会不会继续存在，确保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和平？这是理解当前国际格局中安全逻辑的根本。总体上，理解当前的世界和平大致上有两种视角：现实主义视角和自由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视角主张，当前国际总体安全并不是人心变善或者人性向好使然，人心和人性既不可以测量，也无法证明确实变好，而是结构性因素发挥关键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是二战以来大国陆续掌握了核武器。核武器之所以出现，本来是个别大国试图用其来赢得战争，但随着各大国均掌握核武器，出现了“核恐怖平衡”效应，核武器反而成为了“终结”战争的武器。众所周知，与常规武器相比，核武器破坏性极大，一旦发生核战争，将动辄死伤数百万人。核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成为事实上的战争门槛，有核武器的大国反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形成攻防双方的总体平衡。不管是主动和平，还是被迫和平，大国之间基于核恐怖平衡的和平行为是带来全球总体安全的关键因素。
与现实主义视角不同，自由主义视角则主要从国际机制的角度理解世界总体和平的原因。二战结束后不久，全球创设了大量用以促进国家交往、扩大国际交流的国际机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有联合国组织。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有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国际安全机制的作用是提供了国家之间解决纷争的平台，并且寻求国际安全合作的集体行动。自由主义者还主张，现实主义的“核武器和平论”其实也间接证明了机制和平论。因为各个有核国家及其他国家订立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此机制为基石的国际防扩散体系才是二战后国际安全秩序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有效维护了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国际经济机制同样具有安全效应。无论是世界贸易还是金融机制，客观上为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创造了制度环境，深化了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扩大了信息交流空间，增加了基于共同利益而要求的和平环境。
本文不会分析何种理论更具有解释力，而是想探讨这两种视角的核心逻辑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否会继续有效。如果无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和平解释未来继续存在，那就意味着这两种逻辑将会继续发挥作用，从而确保国际安全格局的总体和平。现实主义核武器安全论的理论基石是“核恐怖平衡”，那么关键在于核恐怖平衡是否会失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虽然有个别大国一直想打造富有成效的本国导弹防御系统，对其他行为体运载核武器的来袭导弹进行成功拦截，从而避免本国遭受外国核武器的攻击，但是整体而言，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完全可靠的。即便进行了多次武器试验的美国，迄今也无法真正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作为“矛”的核武器攻击技术还是要超过作为“盾”的导弹防御系统的防御技术。从技术发展的现实出发，没有哪一个大国敢于冒本国遭受核攻击的危险与其他有核国家发生战争。这就意味着核武器恐怖平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还将继续存在。
自由主义机制和平论的关键是各重要国际机制是否能继续发挥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国际机制正在经历其建立以来颇为脆弱的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原有的国际机制确实不能反映各方的诉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国际机制不能扩大其影响力表达了不满，主导者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国际机制损害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要求对其进行重大改革，甚至不惜以退出机制相威胁。不过，各国都希望通过改革促使国际机制变得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而不是以抽身而出或者推倒重来的方式摧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仍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成为确保和平的支撑性因素。
由此可见，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逻辑下，二战后总体和平的国际安全格局不仅在当前存在，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将得以延续。
前进或后退的全球化逻辑
经济逻辑在国际格局中同样扮演着重要作用。安全逻辑关乎战争与和平，经济逻辑指向繁荣与衰退。在当前的经济格局中，最为重要的经济逻辑不确定性是全球化的进退问题。全球化的进退是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量。如果全球化稳中有进，世界经济增长能够更好实现，全球财富总体增加，也更容易促进国际安全。如果全球化稳中有退，甚至有大幅倒退，那么国家更容易回到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不仅容易出现萧条，而且战争风险也可能加大。
全球化是进是退，有很多评价标准。总体上，传统的两大衡量标准必须要加以考虑。一是货物的全球化，即国际贸易增长情况。工业革命以来，国际贸易增速高于全球GDP增速是常态，这也代表了全球化的高歌凯进。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贸易增速有所下降，特别是2012～2016年全球贸易更是连续五年低于全球GDP增速。[2]国际贸易增速乏力，成为全球化后退的重要论据。二是货币的全球化，最为核心的是国际直接投资情况。2016年和2017年全球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2016年相比2015年小幅度回落，全年同比下降了2%，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降至约1.75万亿美元。201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同比更是剧降23%，为1.43万亿美元。[3]2018年上半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货物全球化和货币全球化是用于衡量全球化的传统指标，从这两大指标看，必须承认全球化近几年确实处于萎缩进程当中。
但是，同样必须看到，全球化发展到现在，不能仅仅用上述两大传统指标衡量，新的指标也必须加以重视，特别是人的全球化和数据的全球化。首先，人的全球化最直接的含义是人的跨境流动。在这方面，国际游客数量不失为一个关键指标。按照联合国国际旅游组织的统计，人的跨境流动一直呈稳定增长之势。2015年、2016和2017年，全球跨境游客数量分别为11.86亿、12.35亿和13.22亿人次，同比增长4.5%、4%和7%，要高于全球GDP增速。因此如果以人的跨境流动为指标，全球化还是在持续深入进行。
其次，数据跨境流动更是全球化的新的重要表征。事实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物生产、货物贸易、货币全球化以及人的跨境流动都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不可能无限高速扩张，而数据生产及数字跨境流动成为全球化的新特征。在数据生产方面，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5年，全球数据生产将增加至163ZB，相当于2016年所产生16.1ZB数据的10倍。[4]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根据思科公司的统计，从2005年到2016年，跨境带宽使用量增长了90倍，到2023年将再增长13倍。每一年跨国数据流动量的增速都要远远超过货物、货币以及人员跨境流动的增速。这大大丰富了全球化的内容，也推动了全球化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忽略了数据生产及数字跨境流动这一情况而谈论全球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是很不全面的。[5]一旦从数据的角度观察全球经济和全球化，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数据来看，全球化有退有进。用以衡量全球化的传统数据最近退得比较引人注目，但观察新的数据指标，全球化还在前进当中，甚至是大幅前进。需要指出，全球化不仅要从数据上衡量，而且要从政策上判断。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处于后退状态，主要论据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这两大政策性事件。特别是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新政府大量退群，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去全球化的重要判断依据。特朗普确实反感全球化，因其认为全球化损害了美国利益。
但是，看其他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并非如美国政府这般。美国确实退出了一些群，但是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群。例如，美国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并未因此而解体，剩下的11个成员在原有TPP规则基础上，达成了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表达了这些成员国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烈意愿。
事实上，美国之外的其他前三大经济体，欧盟、中国和日本，都反复强调支持全球化的鲜明立场，并且采取实际行动力图订立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除了CPTPP之外，欧盟和日本这两大经济体在今年达成了双边自贸协定，这一协定也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覆盖全球GDP的28%，贸易总额的37%。中国坚定推进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力争和其他成员国一道努力尽快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16国成员达成协议的意愿显著，谈判也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完成度从2017年不到50%迅速提升到2018年的接近80%。RCEP如若达成，将覆盖全球近一半人口、全球贸易的40%、全球GDP的近1/3。这些自贸协定谈判的最新进展表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并未走向终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仍有较大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全球层面无法推进多边贸易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在地区层面的诸多积极实践将有力驱散对于去全球化的担忧，也会有助于反击美国单边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于全球化也不完全是一退了之，而是以退为进，试图推进对其有利的全球化。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经过谈判，美国在NAFTA的基础上代之以新的美墨加三边协定（USMCA）。比较NAFTA和USMCA，最主要的区别是美国把更能维护其利益的一些条款加入其中，USMCA本质上是NAFTA的升级版。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并非完全反对全球化，而是试图塑造对其更为有利的全球化。
总体上，如果从数据和政策两个方面整体衡量全球化的发展，可以说是进退互现、稳中蓄进、稳中有进。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逻辑。这一逻辑确保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大致发展方向，表明支持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同时反过来也有利于支持全球化的行为体在进一步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红利。
冲突或合作的大国政治逻辑
安全和经济是影响国际格局的两大逻辑，但是安全和经济这两大逻辑并不等同于格局自身。格局必须在国家互动、尤其是大国互动及其所形成的大致结构中得以体现。大国一直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行为体。然而，大国互动及其结构成型也不会杂乱、毫无规律地呈现，而是会在上述全球安全和经济逻辑所形成的总体架构中发展。因此，要理解当前国际格局演变，必须从安全、经济和大国互动三重逻辑共同出发。
在当今格局中，提及大国，无外乎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如果从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和文化力四大力量衡量。中美两国四力俱全、俱优。而欧盟（姑且算一个国家）长于后三者，短于军事力；俄罗斯长于军事力和政治力，但短于其他两力；日本是经济力相对较强，其他三力较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为关键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比其他行为体更为有力地塑造国际格局。虽然美欧、美俄、中欧和中日等关系都在发生调整和变化，但在关键大国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确实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影响国际格局走向的一对关键关系。
然而，虽然对于中美两国在当前国际格局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身份已经较少有争议，但是其互动模式却越来越存在不确定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美关系大致上有两个关于“两”的判断。一个是共同治理框架下的“中美两国集团”（Group 2）。特别是在2007年美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前夕，中美这一意义上的G2关系颇为流行。基于共同治理的G2关系的总体趋势是两国通过共同利益和共同合作来处理双边关系，共同推进全球治理。延循这一思路，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将是稳定的，合作共赢将成为主旋律。国际格局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也因此是稳定的、合作的。然而，随着美国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及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关于中美关系走向另一个“两”的声音骤然增强。这个“两”就是“中美两极化”（bipolarization）趋向。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日益接近于美国，中美两国将会出现结构性的冲突，会重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为了权力，竞争和冲突将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两极化最终不可避免，最近的一次“两极化”国际格局就是美苏冷战。
中美关系走向直接影响到国际格局形成，因此需要认真分析中美关系可能的发展走向。总体上，当前中美是否“经济脱钩”和“新冷战”是双边关系的两大不确定性。中美经济脱钩和新冷战几乎合二为一，中美经济脱钩意味着两国冷战时代即将到来，脱钩即为冷战做准备。如果经济脱钩，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大增，全球将很可能分裂成两个阵营，各自以中国和美国为核心。经济结构、安全结构都会呈现两极对抗的格局。如果中美经济继续挂钩，避免了冷战的可能，全球也会呈现相对和平的格局。
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虽然出现了重大的波折，但大范围经济脱钩不太可能。原因一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深入到彼此经济深层结构当中，双方脱钩成本太大。在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出口依赖度虽然整体稳中有降，但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反观美国，美国对华出口也在不断快速增长当中，其增速远高于其对外总体出口增速。更不用说中国目前仍然稳定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国债。两国在金融领域的联系一直极为紧密。二是中美两国都嵌入到现有的国际经济机制当中，只要国际经济机制不瓦解，中美双方也不和国际经济体系相脱嵌，中美就会通过各种多边机制产生事实上的联系，因此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脱钩。当然，经济无法全面脱钩并不代表中美在新形势下不会出现局部脱钩的情况。比如在科技领域，美国会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科技优势，更加保护本国高科技知识产权，人为地限制对华科技交流，干扰中美科技人员正常交往，从而形成可能的中美科技脱钩。
在双边经济难以整体脱钩的情况下，中美出现类似于美苏冷战的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较小。一是中美仍然在各重要领域保持着挂钩的态势，双方互有所需，很难把对方推开加以遏制。二是是从历史的教训看，美苏冷战的一个重要根源为两国全球意识形态扩张下的必然冲撞。但中国并不是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奉行的是防御型而非扩张型，不强迫他国接受本国政治制度。美国也承诺不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意味着两国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在全球竞争。三是从美国民意看，美国民众并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对华冷战缺乏必要的国内民意支持。按照美国皮尤公司最近几年的民调结果，美国民众不喜欢中国的比重近几年是稳中有降。而且美国年轻人对华好感度是要大大超过对华反感度。四是从当前的现实看，冷战所必需的联盟不存在。冷战必然是联盟战，中美双方各自建立一个以己为主的联盟。从中国的角度，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政策，既没有军事联盟的事实存在，也没有打造联盟体系的意愿。从美国的角度，在美苏对抗中确实已经形成了全球性的军事联盟，但要把这个联盟重新打造为对抗中国的联盟，得不到盟友的支持。美国的盟友大都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中国也不损害他们的核心利益，与中国和平相处是美国盟友的务实和合理选择。如果要用联盟的力量对付中国，美国的欧洲盟友不会追随美国，其东亚盟友也不会。哪怕是日本，2018年以来也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寻求对华外交突破。美国盟友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反过来会成为制约美国对华发动新冷战的积极因素。综合第三点和第四点，由于缺乏国内动员和盟友动员的基础，美国无法与中国进行冷战。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全球格局会起到关键性的塑造作用，但是，这种塑造作用又不是完全独立的，也受到其他国际格局逻辑的影响。特别是前述安全逻辑和经济逻辑，会以格局本身发展的自为力量，从体系的结构性角度深刻地影响中美大国互动的逻辑。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总体和平的安全逻辑使得当前中美军事冲突、摊牌的可能性不大。经济逻辑则表明中美仍将在全球化推进的大结构中进行关系调整和利益重配，而不是在去全球化中的进程中日益远离。
结论
国际格局不断演变是历史的常态。安全、经济和大国互动是决定国际格局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当前国际格局演变，总体上延续了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和全球化继续推进的原有趋势。同时必须要指出，安全逻辑和经济逻辑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其效果略微有所差异。安全逻辑继续发挥作用，世界总体和平可期。但原本作为全球和平压舱石的经济全球化，其逻辑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美国等国家本国利益优先的政策损害了全球化的进程，其对于经济利益的争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大国经济利益再分配的博弈也愈发成为国际格局不稳定的破坏性因素。相较之下，安全逻辑反而有可能成为新的积极因素，在经济逻辑不确定的时代确保着国际格局的总体稳定。
中美战略竞争是塑造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主要变量。随着中国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中美关系战略竞争态势加强，双边关系将进入长期的双向适应期。这一点没有争议。不确定性在于，中美战略竞争如果失控，会使得现有的国际格局以惨烈的方式快速“破局”，还是在相对理性的竞争环境下，缓慢地让国际格局逐渐“变局”？
从中美围绕双边贸易摩擦所进行的博弈看，中美双方并没有完全脱钩的意愿，更没有进入新冷战的基础。因此，虽然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存在，但对国际格局而言，短期内不会出现严重的剧烈动荡和战争形式的调整。全球层面的安全逻辑和经济逻辑也制约着中美之间出现军事对抗或者经济脱钩。中美在全球发挥引领性的作用将是当前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主要逻辑。虽然有各种担忧，但是，以合作为主线仍然是当前国际格局的大概率发展方向。中美会共同推进国际机制朝向改革的方向发展，并在改革的过程中容纳中美共同的利益。因此，国际现有机制的改革将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风向标”和“试金石”。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美全球经济治理互动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并受复旦大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支持）
注释
[1]Aaron Clauset, "Trends and fluctuations in the severity of interstate wars", Science Advances, 4(2).
[2]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8, 2018.
[3]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 2018.
[4]Zettabyte，是计算机用语，代表的是十万亿亿字节，相当于10亿TB。
[5]Susan Lund and Laura Tys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Foreign Affairs, 2018.
责 编／周于琬
The Log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Evolution and the Effects of Great Powers
Song Guoyou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ever been seen for decades. The security, economy and great powers' co-opeti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having an effect on how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ill evolve. In terms of the security, the world has been and will be very likely to be in peace for a period of time. As for the economy, globalization is under pressure to some extent, but the cross-border flows of digital economies show that it has never stopped. The co-o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the key factor that will 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Races between these two superpowers have been intensified, but it is unlikely that a new Cold War will happen. Overall,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evolving faster. Only by rationality and coordination of great powers and reasonable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will the evolution go smoothl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pattern, logic of security, logic of economy, logic of co-opetition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副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中国经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关系》《中美金融关系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