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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能级测评

重要发现:

·根据城市能级得分的梯度分布可以将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分为3组:高分组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4个城市,即通常所指的我国4个一线城市。中间组有重庆、杭州、武汉、南京、成都、天津、厦门、青岛、宁波、大连、西安11个城市,这些城市多为日益崛起中的二线城市。一般组有长春、济南、沈阳、哈尔滨4个城市,这些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还有待加强。

·按照各城市经济能级得分,高分组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中间组中重庆、杭州、南京实力较强,是二线城市中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东北4个副省级城市则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

·将各城市的创新能级进行打分,北京、深圳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成绩优异,而4个一线城市中,上海在创新发展上稍显落后。二线城市中杭州、武汉、南京的创新能级最高,创新能级一般组中大连得分最高,而哈尔滨最低。

·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是开放能级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其次为北京、广州,深圳位于第二梯队。二线城市中,重庆、厦门、天津的开放能级位列三甲,对外开放程度最低的三个城市均为内陆城市。

·从支撑能级的角度看,北京的服务和支撑能力最强,上海、广州次之。二线城市中,重庆、杭州、成都的支撑能级高于其他城市。另外,长春的支撑能级在东北地区最高,哈尔滨得分低于其他城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同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城市群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在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城市格局不断演变,中国应当加快提升城市群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影响和辐射作用,推进城市新格局构建,为更好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

城市群是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高质量的城市群必然是高能级的城市群,是在国际上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城市群,是以新旧动能转换作为驱动引擎的城市群。高能级的城市群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新动能,新动能的释放和能级的提升将推动城市群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群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龙头作用的核心城市,将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能量源和资源聚集地,并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战略任务,配套享受规划、交通、政策等支持,因此,应当在引领、辐射、服务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提升城市群发展能级是区域协调发展与有序竞争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不断深入,对城市群内分工、协作、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高能级的核心城市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发挥其在资源整合、新业态孕育、体制机制创新、资源再分配方面的优势,与周边城市形成有效互补和错位协调。能级较低的中小城市则应着眼于依托城市群,服务城市圈,实现差异化发展。如此才能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彼此促进、协调发展的完善的区域经济体系,有效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形成更有竞争力的城市群,从而实现区域整体实力提升。

城市群与城市能级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城市功能和辐射范围来看,主要分为综合型和专能型两类。综合型城市是指某一城市的多种功能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起支配作用,从而使该城市成为区域内的综合型中心城市,综合型城市一般具有较高的城市能级。专能型城市是指某一城市的某一功能在区域内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个国家或一定区域内,由于专能型城市主要受制于资源和产业状况,可以存在多个此类城市,而且正是由于存在着多个专能型城市,能够优势互补,以城市群的分布发挥整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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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城市群由多个不同能级的城市组成,其中每个城市按照自己的能级处于群系统中不同的空间区位上。不同能级的城市应当从经济规模和城市内在发展规律出发,因地制宜、科学定位、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优势和资源,找到符合自身实际定位的城市发展战略和途径。核心城市应注重提升城市能级,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发展内核,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推动构建合理分工架构,周边城市围绕核心城市承担各种配套职能,城市之间通过良性的分工协作形成彼此内嵌的产业链。此外,高能级的核心城市集聚了各种高端要素,往往更容易孕育新的发展动能。按照专业化原则确定发展目标,以推动城市带发展加强区域内的分工协作,是中小城市应当采取的城市发展战略。

城市能级的内涵与评价体系构成

城市能级是城市的综合实力及其对该城市以外地区的辐射影响程度。因此,城市能级是城市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集中体现。核心竞争力是构成城市强大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又是推动一个城市形成区域甚至全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城市能级的提升过程,也是城市综合功能完善和城市空间重构的过程,包括城市经济实力的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城市发展环境的优化等方面。同时,各个城市能级的提升,也有利于优化其所属城市群的资源配置和空间拓展能力,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城市长期可持续的、不可替代的、可带来比较优势的关键能力,要求城市权衡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功能定位,进而实现差别化发展。城市竞争力由城市实力、城市活力、城市潜力等因素构成,以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开放程度、治理水平、宜居环境等为主要标志。影响力侧重于城市在区域中所处的地位、话语权和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城市当前的人口、用地、经济规模,还有城市对于资本、信息、人才等要素的集聚能力。辐射力则强调城市凭借其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力,引领和带动周边区域快速发展,从而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城市的辐射力表现为辐射内容(不同的辐射能力要素)、辐射强度(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速度及质量)、辐射范围(发挥引领作用的地域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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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极不均衡,在新一轮区域大发展背景下,我国区域核心城市的发展还尚存较大差异。如何增强城市现代服务水平、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城市流强度进而提升城市能级成为提升核心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此,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培育城市核心竞争力,以内生发力、全局聚力、创新增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升核心城市能级。

本文对我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能级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城市分别为在城市群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龙头作用的核心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庆、广州、成都、南京、西安、宁波、武汉、哈尔滨、沈阳、青岛、杭州、长春、济南、大连、厦门等城市。这些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在全国的大城市中综合实力较强,在各自的城市群中核心程度较高,外向功能突出,城市能级水平一般较高。

根据城市群和城市能级内涵的有关分析和研究,并考虑到核心城市在城市群的发展中所起到的功能以及城市能级评价的区分度问题,设计了城市能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选择是根据城市能级的内涵和要求,充分考虑了城市能级评价的特殊性,兼顾了城市全面评价的要求,遵循了完备性、针对性和可获取性的原则。由于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定位多为区域经济增长中心、资源配置和调控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对外开放中心。因此,指标重点体现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创新功能、开放功能、支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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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对指标数据的选择和设定过程中,我们应用了此前测评研究中连续使用过的具有单调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对各三级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该功效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gs

该功效函数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们将其区间控制在了60-100之间,x是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xh是满意值,xs是不允许值。一般来说,正向指标满意值取各指标的最大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小值。逆向指标满意值应取其最小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大值。在操作过程中,经过功效函数的转换之后,就可将各市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之间的得分。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据该功效函数所得出的结果是相对结果,前述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会影响各城市得分。也就是说,如果改变参与测评的城市样本量,可能会导致数据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变化,其综合得分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会对原有各城市之间排名顺序产生影响,也就是原有各城市的先后排序将保持不变。

指标体系的权数

权重是指指标在该评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目前,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主观赋权法,它主要根据相关领域专家的经验对指标权重进行打分赋值,如德菲尔法、层次分析法等,但此种方法容易受到研究领域以及个人认知等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权重的结果产生影响;二是客观赋权法,规避了主观因素的不利影响,更为客观与科学,它对多个指标对象进行综合的分析评价,其结果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采用客观赋权法确定权重,主要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标准差系数法、熵值法等。

本研究的各指标权重系数的赋权法主要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已有的研究或采取专家调研法,即从主观上为指标设定权重;客观赋权法,即采用层次分析等统计方法,从数据的分析和统计中求得权重。此次测评,我们对于指标权重的设定采取的是变异系数法与主观赋权法相结合。其中,一、二级指标权重通过客观赋权法得到,三级指标权重通过客观赋权法与主观赋权法得到。经过综合赋权后,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测评结果

城市能级综合排名

根据城市能级得分的梯度分布可以将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分为3组:第一组为高分组(得分>80分),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4个城市,即通常所指的我国4个一线城市,这些城市在全国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并具有主导作用和辐射带动能力,是具有高能级的全国中心城市;第二组为中间组(70分<得分<80分),有重庆、杭州、武汉、南京、成都、天津、厦门、青岛、宁波、大连、西安11个城市,这些城市多为日益崛起的二线城市,经济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在自身所处的城市群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其能级水平在区域中较高;第三组为一般组(得分<70分),主要有长春、济南、沈阳、哈尔滨4个城市,由于这4个城市所在的城市圈建设滞后,高端服务功能不足,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因此,在19个城市中能级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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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组中,北京、上海城市能级得分高于深圳、广州。与规模和人口不断高速扩张的二线城市相反,北京提升城市能级的方式是通过减量发展。近年来,北京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精简、功能减负和空间紧缩的精准“减量”模式,形成“规模约束、功能优化、空间提升”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北京正在逐步完成城市深刻转型,不断提高城市各项能级。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定位于成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卓越全球城市。上海坚持对标顶级、创造一流,对自身发展进行再审视,大幅提升了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未来将持续致力于提升其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中提出主攻5个新突破、打造8个新高地,包括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制度创新、对外开放、品牌建设、创新创业、全球网络、发展平台、人才集聚、品质生活等关键领域打造新高地。既重视硬实力,又关注软环境,是上海在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方面的特色。

中间组中,重庆、杭州两个城市得分更具优势。重庆作为超大城市之一,自2002年以来,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近年来更是连续位居全国前列。当前处在结构调整升级关键期的重庆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与过去更重视发展速度相比,当前的重庆则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效益,建设创新之城、推动绿色发展成为重庆的主旋律。近期重庆还出台了《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首次为城市整体提升制定行动计划,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基础设施、生态、人文、公共服务、创新9个方面,全面提升城市经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绿色化、人文化、智能化、国际化的现代城市。改革开放40年来,杭州实现了从“资源小市”到“经济强市”、人民生活从“基本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作为一座聚焦度迅速提升的城市,当前杭州也正为提升城市能级频频发力。一方面,其以创新之姿蓄力新动能,同时提出实施“拥江发展”战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不断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也成为杭州实现外在美的关键之举。近期,杭州更是提出“一一六”工程,即:一城,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一窗,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六大行动,全面推进拥江发展、三化融合、文化兴盛、民生福祉、改革攻坚、强基固本六大行动,通过干好一一六工程,将杭州的城市能级提升到新的层次。

一般组中各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都还未达到应有水平。要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推进各个副省级城市打造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快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必须创造城市能级新模式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升城市对资源的聚集能力、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春在4个城市中排名第一,表现相对较好。近年来,长春市始终突出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加快推进长春参与区域发展、集聚资源要素、抢占发展先机、拓展发展空间。围绕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长春着力打造经济量级、城市能级、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生态文明“五个升级版”,实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法治优良、功能完善、生态一流、人民幸福的发展目标。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长春还提出 “一个高于”(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高于吉林省平均水平,加快向“万亿俱乐部”迈进,经济发展在吉林省的首位度持续提升)和“一个前移”(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实现位次前移)的追赶目标。济南城市能级虽然目前暂时落后,城市首位度低 ,但其发展潜力正逐渐显现,尤其是当莱芜划入济南后,不仅会增加济南的经济实力,提升经济能级,更有助于济南扩大自身在本省的影响力及带动能力,做大做强山东城市群。2019年,济南确定了“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坚定不移打造区域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创中心,集中精力打好新旧动能转换、城市治理、双招双引、营商环境、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和交通枢纽建设攻坚战,加快把济南这个山东龙头扬起来,当好新时代走在全省前列的排头兵。

经济能级排名

经济能级反映了城市的经济规模、发展质量和增长活力,是决定城市影响力、辐射力和城市能级的首要因素。按照各城市经济能级得分,高于80分的城市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4个城市也是全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中间组中重庆、杭州、南京实力较强,是二线城市中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东北4个副省级城市则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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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北京经济能级最高,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和经济活力方面做出的努力。作为城市重要的软实力,上海的营商环境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50位,该项评估中,上海作为权重高达55%的样本城市,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过去的一年被各界称为上海的“营商环境改革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指示和中央总体部署,上海对标世界一流标准,围绕营商环境,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系统深入推进改革,从内到外打造服务型政府,秉持“店小二”理念,优化政府管理流程。营商环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前上海已形成2.0版本的营商环境改革计划,针对世界银行相关指标,提出88项改革举措和建议,继续大幅压减办成一件事的时间、费用、材料、环节。另外,上海在建设国际经济中心时多次强调要提高“经济密度”。淡化GDP,不是不要GDP,而是要更高质量的GDP,提高“经济密度”、以亩产论英雄,正是追求更高质量GDP的途径之一。北京位列第二,北京在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方面都引领了全国城市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经济发展的活力。2018年,北京在国内营商环境试评价中综合排名第一,与此同时,也是全球两个开办企业免费的城市之一。 2019年以来,含金量更高的“9+N”2.0版的优化营商环境措施发布,聚焦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用水用气、纳税等领域,再推出一批短小精干、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推动北京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意见也将出台,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舒适度。

中间组中,杭州、南京一直被视为二线城市里经济发展的“优秀生”。杭州在过去的一年,各项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增长中高速、质效中高端”。从经济总量、产业支撑,到企业开办指标、用水用气报装等营商环境指标,再到高校资源、人才总量,杭州与全国其他城市进行对比均排在第一方阵。创新创业之城,是许多人形容杭州的新代称。这背后,是杭州正持续深化创新驱动战略,使新旧产业共生长、创新人才不断积聚,为城市发展培育起内生动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杭州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杭州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的目标,坚持一手抓数字产业化、一手抓产业数字化,不断积蓄新的动能,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活力,支撑杭州发展行稳致远。2018年,南京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增速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速均居全省第一,这“两个第一”,是南京发力提升产业首位度、坚持不懈迈向中高端、探索转型升级新模式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南京落实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动能创造新效率的初步展现。强化科技引领,抓牢项目支撑,是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先进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快,占比越来越大,实现了发展的“动力转型”。但是,南京不仅要在总量、规模、速度上持续发力,还要在质量、结构、效益上寻求突破和赶超长三角城市。

创新能级排名

高能级的城市群是以新旧动能转换作为驱动引擎的城市群,通过提升自主创新、产业创新、人居环境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能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提升城市群发展能级。将各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打分,可以显示出创新能级的层次,高分组中北京、深圳在利用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城市经济增长方面成绩优异,而4个一线城市中,上海在创新发展上稍显落后;二线城市中杭州、武汉、南京的创新能级最高,一般组中大连得分最高,哈尔滨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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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在19个城市中科技创新实力较强。深圳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从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农业县到跻身我国一线城市之列,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深圳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源自其根植于基因里的创新密码。从40年前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几乎为零到目前拥有5G技术、石墨烯、太赫兹芯片等一系列高新技术,深圳走在了世界创新前沿。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深圳还崛起了一大批各领域内的世界领先企业。如今的深圳,已走出了一条从跟随模仿式创新迈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的跃升之路,成功跻身于全球创新价值链中,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在深圳,有一组引以为傲的数据: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企业是推动深圳科技创新的主力,创新型经济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知识产权是区域创新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深圳实现“创新之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深圳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成立知识产权法庭,推行行政、民事、刑事“三审合一”,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强力保护创新成果。

武汉近年来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幅提升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长江沿线城市中,武汉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均位居前列,具有支撑长江中游地区和承启上下游的独特作用。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国家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近年来,武汉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为立足之基,芯片、基因工程、金融等新技术革命要素正在重新锻造城市灵魂。2017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达1.34万亿元左右,三大战略新兴产业产值均增长17%以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武汉还实行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并举。同时,武汉作为大学之城,科教资源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有助于发展“菁英经济”,让大学生能就业、易创业、快落户、好安居,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优化人才结构。同时,武汉实施“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发展“校友经济”;实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工程”,发展“院士经济”;实施“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发展“海归经济”。

大连的创新能级在东北地区排名最高。大连提出,到2020年,建成东北科技创新中心,迈入国家创新型城市前列;到2030年,基本建成东北亚科技创新创业创投中心;到2050年,打造我国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创新高地的重要支点。党的十九大以来,大连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重点,加速推进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制定出台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政策措施,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平台建设、加速各类创投中心和创新平台、科技与自主创新示范区管理制度保障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大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顺利实施。另外,大连还积极推进自创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自创区“一区多园”发展模式,推动自创区与自贸区“双自”联动发展,进一步彰显自贸区和自创区引领全市创新发展的领头雁和增长极作用。

东北地区各城市创新能级偏低的原因之一是其经济依然受到传统制造业主导,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要提升创新能级,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坚持不懈加快传统制造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还应大力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积蓄新发展动能。同时,政府应解放思想,着力于将创新政策落到实处,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政策环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提高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另外,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本,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革新的宝贵财富及核心力量,要打造适宜科研人才落户创业的环境,建设一座在医疗、教育、文化、交通、信息化等领域具有全方位竞争优势的品质城市,才是留住人才的根本。

开放能级排名

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是开放能级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其次为北京、广州,深圳位于第二梯队。二线城市中,重庆、厦门、天津的开放能级位列三甲,这三个城市均为港口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是我国对外开放布局中的重要节点;对外开放程度最低的三个城市均为内陆城市,应抓住“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和历史机遇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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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开放能级为19个城市中最高水平。党中央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决策和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要求,为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指明了方向。进入新时代,上海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力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使上海发展站上新的更高起点。刚刚结束的2019年上海两会上,上海明确要加快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保税展示交易常态化模式,引进更多的国际资本、国际企业,进一步放大进口博览会的溢出带动效应,打造面向全球、服务全国的开放式创新示范场和聚散地,推动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新传奇。

广州的对外开放水平位于第一梯队。广州自古便是闪耀中国南部的商业明星城市,以开放包容闻名全国、享誉全球。从1979年开创中国酒店业引进外资先河,到1984年被批准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随后设立广州开发区,再到2012年和2014年先后获批南沙国家级新区和中国自贸区(广东)南沙片区,等等,广州的开放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40年的对外开放,广州的对外贸易不断实现跨越发展,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南沙自贸区成新一轮对外开放先行地,国际航空和国际航运枢纽功能日益增强。除了积极推动“走出去”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广州还着力打造国际合作平台,集聚高端资源要素。广州开发区、空港经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成长为标志性的对外开放发展平台;广州知识城、科学城、生物岛、国际金融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一批新型国际合作平台迅速崛起。目前广州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枢纽城市,这为新时期广州全面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厦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了新一轮转型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厦门市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逐步摆脱了过去长期处于的“封闭”“半封闭”状态,通过大胆地引进来、走出去,逐步构建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成为境外资本的重要聚集地、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对外交流对内辐射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厦门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外经外贸成为了厦门特区的最大优势和最大特点,厦门营商环境排名全国第二,仅次北京。如今,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已成为厦门转型发展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随着经济特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厦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已发展成为境外资本的重要聚集地。近年来,随着厦门经济建设的迅速提升,在大力“引进来”的同时,厦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向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跨国经营、开拓新兴市场等良好方向发展,已成为厦门市构筑开放型经济体系、参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哈尔滨为了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做出了诸多尝试和努力。依托于毗邻俄罗斯的地缘优势,哈尔滨打通大通道、搭建大平台、建设大物流、兴起大贸易、带动大产业,从多维度构筑起具有强大辐射力、带动力、竞争力的对外开放合作体系。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时指出,要打造跨境产业链和产业聚集带,建设境内外联动、上下游衔接的跨境产业合作基地。对于现在的哈尔滨来说,中俄博览会、哈洽会、绿博会等一系列国际水准的展会就是一扇扇敞开的大门,连通着哈尔滨优势项目产业对接“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通过展会平台,哈尔滨在科技创新、要素市场、产业结构、物流商贸等诸多领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给和高效置换。如今,哈尔滨构筑起了西接欧洲、东接东北亚乃至北美的物流大通道。对俄客运和货运包机航线、龙运哈俄公路通道等纵横交错的物流网络贯穿哈尔滨。哈尔滨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织密海陆空交通网,开启了一场“边陲变枢纽、末梢变前沿”的蝶变。

支撑能级排名

支撑能级主要衡量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对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就是要强化城市集聚辐射作用,提升城市的支撑能级。从支撑能级的角度看,北京的服务和支撑能力最强,上海、广州次之,这些一线城市在产业转型发展和城市功能升级方面起步早、发展水平高,因此,其支撑能级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二线城市中,重庆、杭州、成都的支撑能级高于其他城市。另外,长春的支撑能级在东北地区最高,哈尔滨得分则明显低于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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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支撑能级得分最高。作为我国首都的北京,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方面无疑领先全国。北京是全国最早推出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的城市之一,经过10余年的标准化建设,北京网格化服务管理能力持续提升,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被称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京还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机制创新,聚集办好群众家门口事,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在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工作上取得了初步实效。生态环境一直是制约北京发展的短板。北京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城市品质和民生福祉,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北京市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通过“精治、共治、法治”,发动基层干部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了成效。2019年,北京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在大气治理保持一定水平基础上,加大水、土治理力度,按照三年行动计划,提升生态文明整体水平。

重庆在提高城市支撑能级的举措中,对基层设施的投资不可忽视。对集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为一体的重庆而言,以基础设施建设牵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8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1.5%,重庆“米”字形高铁网络正加速形成。根据规划,今年重庆还将投资推动一批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和“四好农村路”建设,将加强5G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在社会治理方面,重庆聚焦社区服务供给、居民参与和社会协同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增能力、补短板,持续提升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着力强化“三基建设”、探索“三治融合”、深化“三社联动”,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效能,为服务全市改革发展大局进行了有益探索。

成都的支撑能级在第二梯队中得分较高。2016年4月发布实施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成都结合自身的条件和比较优势,确立了全面增强经济、科技、金融、文创、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通信枢纽“五中心一枢纽”功能支撑体系。当前,成都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创新性提出统筹推进东部区域增量拓展和西部区域减量发展、中心城区品质提升与近郊区域功能完善,引导城市人口、生产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合理布局。聚焦高标准治理,加快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深入推进铁腕治霾、重拳治水、科学治堵、全域增绿“三治一增”,构建“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的绿色交通体系,大力推动通风廊道和远眺系统建设。更加注重共享发展,始终坚持“城市的核心是人”理念,确立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发展方向,构建国际标准、覆盖城乡、便捷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坚持以水定人、以底定城、以能定业、以气定形,坚守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焦 欢】

责编:赵博艺 /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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