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初年，面对强大的关东六国贵族的宗族势力与政治势力，刘邦采取了迁徙六国大族到关中的措施，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从而达到强本弱末的政治目的。西汉时期，实行徙陵政策，把贵族、高官、地方豪强，都迁徙到陵县，达到强干弱枝、巩固统治的作用。面对广阔的疆域，汉代还实行移民实边的措施，鼓励内地的百姓到边境落户，从而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
【关键词】西汉 强干弱枝 移民实边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强干弱枝，是汉代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基础。汉文帝时期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分封策、景帝时晁错的削藩策、汉武帝时期主父偃的推恩令，都是强干弱枝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强干弱枝思想在人口管理上的体现，一是迁徙六国贵族到长安，二是迁徙贵族、高官、地方大族豪杰到陵县。此外，为了抵御匈奴，巩固国防，汉政府还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汉政府实行的这些人口迁徙政策，达到了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
“强本弱末”：迁徙六国贵族到关中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外有匈奴的侵扰，内有六国贵族的存在，都对新生的汉政权的巩固产生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刚刚结束的反秦战争中，六国贵族强大的宗族力量和号召力，令刘邦心有余悸。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齐国的戍卒娄敬建议刘邦对匈奴实行和亲，对关东六国贵族进行迁徙。
娄敬曾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受到刘邦的器重，“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曰奉春君”。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派娄敬出使匈奴，了解匈奴的情况。娄敬从匈奴回来后对刘邦说：汉朝北边的匈奴，离长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如果进犯汉朝，轻骑一日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关中地区经过秦末战争之后，经济残破，人口稀少，但土地肥沃，可以移民耕种。秦末的反秦起义如果没有六国贵族，如齐国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等的支持，是发动不起来的。现在汉朝定都关中，但关中人口少，北边接近匈奴，东边又有势力强大的六国贵族，一旦国家有变故发生，就难以保证国家的完全。因此，娄敬建议刘邦迁徙六国贵族到关中，一方面充实关中，防御匈奴；另一方面，趁机削弱六国贵族、豪杰的宗族势力，以此消除他们对新生政权的潜在威胁。如果关东地区诸侯王反叛，还可以率领这些人去讨伐。娄敬谓：“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对于娄敬这样一个一举两得的建议，刘邦非常赞同，马上让刘敬着手实施，迁徙关东贵族十余万人到关中。“十余万口”，这是一个很大的人口迁徙数字。
刘敬的建议可能在高祖七年或八年，实施迁徙的时间在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十一月。《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九年：“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汉书·高帝纪》亦载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所谓“与利田宅”，是说给这些迁徙者居住方便的房子和优质的土地。
因为迁徙到关中的贵族多，有的以居住区域的编号为氏。如东汉大臣叫第五伦，就是这次迁徙的齐国田氏之后，因为“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第五，作为一个姓氏，在今天西安地区仍存在。
这些六国贵族迁到长安后，安居乐业，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图谋，这说明汉朝“强本弱末”的目的达到了。而且迁徙多达十余万人的关东贵族到关中，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如从齐国迁徙而来的田氏，不少著籍关中，成为关中的名人。如汉初的易学大儒田何、昭帝时大司农田延年、西汉的富商大贾田啬、田兰等，都是从齐国迁徙而来。这些六国贵族之后也对关中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直到唐代，这些六国贵族之后仍分布在关中。唐代颜师古给《汉书》作注时说：“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畤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多尚，皆此时所徙。”按照颜师古的说法，齐国田氏主要分布在高陵、栎阳，楚国景氏主要分布在华阴、好畤，楚国的屈氏、怀氏分布在三辅地区，都在长安的周围。
“强干弱枝”：迁徙功臣、高官、富人、豪杰到陵县
西汉刘邦称帝后，沿袭了秦朝皇帝在世时就为自己修建陵墓的做法。但西汉与秦不同之处在于，汉不但修陵墓，而且还划出一定范围建陵县。建立陵县，一方面便于陵园祭祀与管理，另一方面也便于控制一些特殊人群。在西汉初年，经过秦末战争的影响，关中地区人口少。为了充实陵县，就需要从其他地区迁徙人口。
对于迁徙什么样的人到陵县，西汉统治者是有所考虑的。他们从长治久安、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主要迁徙五类人：
第一类人是六国贵族之后。前面提到刘邦迁徙六国贵族到长安，其中一部分被安置在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武帝时期的丞相田千秋就是迁徙来的齐国田氏之后。
第二类人是功臣之家。高祖时期的功臣，如相国萧何、舞阳侯樊哙、阳陵侯傅宽、阳信侯吕青、魏其侯周止等，都迁徙到长陵。
第三类人是高官、高爵者。主要是丞相、将军、吏二千石（九卿、王国相、郡太守等），以及列侯、关内侯等。如景帝时期的郎中令周仁，原籍任城，景帝时举家迁徙到阳陵；御史大夫张叔，景帝时家徙阳陵；张敞，本河东平阳人也，祖父张孺为上谷太守，武帝时徙茂陵；杜邺，本魏郡繁阳人，祖父及父积功劳皆至郡守，武帝时徙茂陵；何并的祖父以吏二千石，在昭帝时自平舆徙平陵；赵充国，陇西上邽人，宣帝时为后将军，徙杜陵；黄霸，为丞相后徙杜陵；宣帝王皇后的祖先，在高祖刘邦时因功被赐爵关内侯，从沛郡迁徙到长陵。
第四类人是高赀富人。富人家产的标准，前后有所变化，但都在百万以上。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汉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如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赀徙平陵。
第五类人是豪杰。豪杰主要指各地有影响的人物，
如大侠郭解，河内轵人，尽管家产不多，但在当地很有影响，也被迁徙到茂陵；原涉，阳翟人，其祖父武帝时以豪杰徙茂陵；再如景帝时大臣袁盎，原是楚人，因其父亲为豪杰，徙安陵。
迁徙到陵县的人员，政府一般是赐钱、赐予田宅。如昭帝时“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汉成帝对迁徙到昌陵的人员“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对于迁徙人口到陵县的目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於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於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也就是说，迁徙各类人口到诸陵的政治目的，就是“强干弱支”，即加强对这些人员的控制，维护政权的稳定。主父偃曾对汉武帝说迁徙豪杰的缘由：“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所谓“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就是对各地豪杰、豪强的掌控，削除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
各种人群被迁徙到陵县，尽管起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但伴随而来的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造成风俗的驳杂、奢靡等。《汉书·地理志》载：“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移民实边，巩固边疆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屡次侵犯汉朝北部边境。汉朝尽管发兵御敌，但效果不理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戍边的士卒一年一换，还没有熟悉匈奴的情况，就离开了戍所，另一方面是边疆人口少，没有抵御匈奴的群众基础。大臣晁错认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是当时的两件大事。而且这两件事可以结合起来，方法就是移民实边，兵民为一，抵御匈奴。为此，晁错先后向汉文帝上《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
在晁错的奏疏中提出，为了使移民实边落实好，官府一定要安排好移民的生活和生产。盖好房子、分好田产、规划好城邑，并“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同时，要把徙边之民按照军事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四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兵民合一，再加上一套完善的奖惩措施，就可以起到抵御匈奴、稳定边疆的作用。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
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开疆拓土。为了充实新的疆域，汉武帝移民实边。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漠南战役后，汉朝收河南地，置朔方郡、五原郡。该年汉“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后，匈奴昆邪王归降，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史书载：“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
汉武帝时期，黄河泛滥，关东地区产生了不少流民。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政府安置七十余万人到边疆。“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国家为了安置这些移民，花费了大量钱财，以致于国库空虚。
西汉时期的移民实边，不但调整了西汉人口的分布，而且也起到了充实边防、减少国防开支的作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政府“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史系主任）
【参考文献】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②[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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