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即战略焦虑与外交走形，它们严重制约着国际关系互动。战略焦虑主要分为发展焦虑、接近焦虑、期待焦虑、身份焦虑。战略焦虑的存在容易导致安全外交与经贸外交的走形、受损。而当前的美国无疑正陷于战略焦虑与外交走形的困境之中。
战略焦虑的内涵以及特点
谈及战略焦虑，我们首先要清楚何为战略。战略概念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战略是指在战争中对武装力量运用的艺术与科学。第二个阶段，战略是指为了实现战争的政治目标而对全部资源进行运用的艺术和科学。第三个阶段，战略是指为了实现全局和长期目标而运用全部资源的艺术和科学。可见，战略一般围绕目标与手段两个基本要素展开。
那么，何为焦虑？焦虑是人类在与环境、与人类自身的互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基本情绪，可分为现实性焦虑与病理性焦虑。现实性焦虑所表现的是对现实以及潜在挑战或者威胁的一种情绪反应。现实性焦虑的特点是焦虑的强度与现实威胁的程度相一致，并且焦虑会随着现实威胁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具有适应性意义。它有利于个体调动潜能和资源以应对现实的威胁，直到这种现实的威胁得到控制或消除。因此，现实性焦虑是人类适应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情绪反应，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和应对环境变化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方式。病理性焦虑是指持续的无具体原因的紧张不安，或者无现实依据的不安预感。病理性焦虑的特点是：焦虑情绪的强度并无现实的基础或与现实的威胁明显不相称，焦虑是相对持久的，并不随客观问题的解决而消失，焦虑导致精神痛苦和自我效能下降，具有非适应性。
因此，战略焦虑是指在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对国家全部资源进行调动的过程中，存在对真实原因或无现实依据原因的紧张不安。战略焦虑依据焦虑的性质，可分为适应性战略焦虑与非适应性战略焦虑。适应性战略焦虑是指对现实以及潜在挑战或者威胁的正常反应，虽然会引起自我功能下降和国际关系波动，但通过互动与调试，焦虑会随着现实威胁的消失而消失或者减弱。非适应性战略焦虑是指持续的有具体原因（有现实依据）或无具体原因（无现实原因）的紧张不安，焦虑强度并无现实的基础或与现实的威胁明显不相称，焦虑是相对持久的，并不随客观问题的解决而消失，会引发国际关系的剧烈波动。
美国的四大战略焦虑
事实上，战略焦虑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当前的美国之困，即发展焦虑、接近焦虑、期待焦虑、身份焦虑。
发展焦虑。各个国家在发展时间、步调、体量、功效等方面是很难同步的。因此，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便出现了因发展导致的适应性或非适应性的内部或外部的紧张不安。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在冷战初期便已独占鳌头。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产生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比如，美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井喷式涌现，体现了其成长与守成的焦虑、兴奋。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发展中不同步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发展焦虑困扰着美国，促使其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反思。冷战结束后的短暂时间内，美国重新出现了发展兴奋，但很快，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的迅猛发展，使得美国的发展兴奋回归发展焦虑，产生了“霸权之后”“软权力”“逆全球化”“去机制化”等理念。而如今，“特朗普现象”已经成为美国发展焦虑的最佳代言。
接近焦虑。由于历史文化、现实结构、国家需求的差异，各国在利益认知上很难完全达成一致。因此，美国与特定国家之间出现了因接近导致的适应性或非适应性的内部或外部的紧张不安。比如，美国与中国、韩国、朝鲜、日本，处于以东北亚为核心、以东亚为半径、以世界为舞台的场域内，在不同的场域内，相关行为体的接近会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焦虑。在东北亚场域内，中美之间，因为与朝鲜、韩国乃至日本的各自接近，曾经引发了相当程度的紧张不安，滋生了很多猜忌疑虑。举例而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各国对这种有利于共同发展的战略表现出兴趣，美国因此接近焦虑释放，先后提出“亚洲再平衡”“印太战略”进行反制。
期待焦虑。期待焦虑是指各国对彼此一般存在着巨大的期待，认为对方的参与能够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收益。然而，互动的结果是发现对方不能给自己带来所期待的结果，或者迟迟看不到对方给自己带来所期待的结果，期待焦虑由此出现。比如，长期以来，美国希望中国在经济与政治等发展道路上发生美国期待的转变，但是，中国的发展依然行驶在既定的轨道上，美国的期待焦虑由此释放。需要指出的是，期待焦虑不仅会引发国际关系的波动，也会导致国内政治的紊乱。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认为，国家利益也受到内部机制、不同阶级的期待以及国家政治理想的影响。其中，国内期待对美国的外交、内政影响颇大。比如，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美国一部分群体对美俄关系的改善存在期待，希望美俄关系调整能够驱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然而，随着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通俄门”的不断发酵，美俄接近期待遭遇美国国内社会的激烈反应，期待焦虑转化为期待失望，不仅引发美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也导致美国国内认知的进一步混乱。
身份焦虑。身份焦虑是指因自身对“我是谁”“他者是谁”的认知存在紧张与不安。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建构国家利益来源于四大身份，即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集体身份。身份塑造利益，国家利益塑造外交行为。法国学者达里奥·巴蒂斯特拉总结道：美国的国际行为当然要捍卫自身的领土完整，否则将失去团体身份，即国将不国。然而，美国同时还具有类属身份、角色身份、集体身份，因此，其行为也会受到其他国家共同认可的“共同信仰”的影响。这些国家将通过一些互动行为，对美国的某些行为有所期待，迫使美国不得不采取促进人权的政策，否则其将失去类属身份（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体制）；美国不得不维持现有秩序，否则将失去角色身份（非霸权强国）；美国不得不考虑北约组织其他盟国的利益，否则将失去集体身份（北约集团的一员）。目前，美国的身份焦虑表现为：在团体身份方面，强调捍卫国内秩序，严控移民，导致团体身份在国际与国内承受双重压力；在类属身份方面，强调经济单边主义，征收高额关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导致类属身份不断受到冲击；在角色身份方面，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不承认“伊朗核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导致角色身份受损；在集体身份方面，强调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分担更多经费，导致集体身份动摇。
外交走形与应对策略
由于战略焦虑的存在，美国出现了外交走形。外交走形指的是对于外交现实的外交偏离。在中美之间，主要体现在安全外交走形与经贸外交受损。在安全外交方面，中美在安全外交领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包括维护世界秩序与世界和平、防止核扩散，等等。但是，由于战略焦虑的存在，以及21世纪日益上升的发展焦虑、接近焦虑、期待焦虑、身份焦虑，美国在国际舞台出现了一系列“退群”行为，导致中美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能力下降。在经贸外交方面，中美在经贸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然而，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后，又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导致中美经贸关系受到冲击，原本体量庞大且处于相互依赖之中的中美经贸关系发生波动，对世界经贸关系影响深远。
中美之间的安全外交走形与经贸外交受损，具有适应性与非适应性，但总的看来，目前非适应性具有更高比例。因此，我们需要正视战略焦虑与外交走形，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对待美国的焦虑。我们应积极管控适应性战略焦虑，防止适应性战略焦虑转向非适应性战略焦虑，防止适应性战略焦虑症候发展。
第一，中美关系的外交目标应该由实现利益导向向实现利益与信任导向转化。当前，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增强，各国面对越来越多的共同的全球治理课题，已经形成了共同命运的现实。因此，国家利益、区域利益乃至全球利益都应该彼此协调考虑。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与全球挑战议题密度越来越大的现实与未来面前，外交目标应该由强调服务于利益向服务于利益与信任转化。单纯追求利益、不追求信任的外交，只会让战略焦虑不断纠缠国际关系，导致外交走形，甚至失控。
第二，中美之间持续推进人文交流与安全交流，防止把安全问题外包给经贸问题。当前，美国出现了一种把安全议题外包给经贸议题的“外包现象”，即在东北亚安全状况有所好转的背景下，祭出“贸易战”旗帜，通过发动贸易摩擦，在中美不同比例受损的情况下削弱中国或者驯服中国，让美国继续获得安全。笔者认为，任意扩大经贸政策的安全内涵与安全外延，动辄以“新冷战”威胁对方或世界，一方面，表明了非适应性战略焦虑的发作，会引发双边安全外交走形与经贸外交受损；另一方面，战略焦虑与外交走形之下，许多事关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议题将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因此，中美关系需要持续推进并提升人文交流。
总之，战略焦虑与外交走形，既是美国之困，也是世界之困，如何进一步分析与缓解战略焦虑，应对外交走形，值得不断深入探讨。
（作者为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核威慑边际效应及其视域下的吉林省核安全防护研究”（项目编号：JJKH20180267SK）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