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显得不合时宜。良性的社会机制和文化应当鼓励最优秀的人才进入社会生产和创新的第一线。我们应从根本上改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积极营造崇尚知识和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树立去功利化的教育观、知识观和人才观。
【关键词】教育观 知识观 人才观 去功利化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事实上，科举制度内含的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选贤任能等理念是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的重要思想来源，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科举制度积久成弊，特别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科举思维，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虽然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科举思维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依然影响着当代社会，特别是“学而优则仕”这一观念对当前的教育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并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从而明确了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当前，以鼓励创新来代替“学而优则仕”已经时不我待 作为圣人之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来是指学习和从政之间互为促进的一种辩证关系，并没有把为官从政当作学习的主要目的；但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被一些人误读为“学习好了就去做官”，将学习与升官发财、实现阶层跃升紧密联系了起来，被理解为打开荣华富贵之门的敲门砖。如果说这种思维早期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进入到已是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这种思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学而优则仕”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官本位”思想不仅是当前一些社会不良现象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是相背离的。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行，既需要有生产和创新系统，也需要有维护和守成系统。政府官员的作用是什么？是按照法律和规章制度对社会进行管理，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调节，是作为社会系统的维护和守成部分而存在的。但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在哪里？还是在于生产和创新，在于创造财富。所以，良性的社会机制和文化应当鼓励优秀的人才进入社会生产和创新的第一线，比如鼓励人们成为企业家、科学家、学者、工程师、技术工人以及其他直接进行社会财富和价值创造的专业型人才，而不是汲汲于进入维护和守成系统，否则就容易带来社会价值观的本末倒置。“学而优则仕”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其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基础，导致社会人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这种不鼓励优秀人才进入社会生产和创新第一线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人们的创新欲望。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深刻指出，我国存在“基础科学研究短板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等问题，并特别强调，“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创新是第一动力，应当矢志不移地自主创新。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鼓励创新来代替“学而优则仕”已经时不我待。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就要营造崇尚知识和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从教育观、知识观和人才观三方面着手。
教育观要去功利化：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特别是要具有一定的超越精神
马克思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人本身，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学而优则仕”在一定程度上倡导的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学习。人们学习不是为了获取知识，通过学习知识来完善自己，而是为了获取名利。在“升学崇拜”和“分数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学校和家长将提高分数当作教育的主要目标。学习目的的功利性导致一些人在学习对象选择上的本本主义和学习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促使一些学生围绕考试这一指挥棒展开学习，只关注课本知识和与考试相关的知识，其他的知识不予关注或很少涉猎；思维围绕标准答案打转，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谈自由探索。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和学习观扭曲了教育的目的，导致了教育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教育成了实现功利目标的手段，失去了独立性；人则成了功利目标的奴隶，失去了主体性。
失去了独立性的教育和失去了主体性的人，事实上或许连自己的短期功利目标也未必能达到。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时代，机器对人力替代的速度不断加快，既往经验告诉我们，所有最先被机器替代的人类技能就是那些可以被标准化的技能。如果学校和家长还把教育的主要关注点放在应试教育上，那么培养的不过是孩子应对标准化考试，像机器一样思考和回答的能力。可以想见，这样的教育方式其实是千方百计培养了孩子的可淘汰性。
我们要摒弃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和学习观，提倡以人为本的、促进人创新潜力发展的教育理念。人具有很多潜能和可能性，正是这些潜能和可能性使得教育成为可能，也使得教育结果呈现出多样性。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去释放潜能，保护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在中小学教育上，教育者要尽可能发挥少年儿童好奇的天性；在高等教育上，则要鼓励学生探索未知领域，从而培养其自由、理性和智慧的心灵。培养一个自由的心灵，看似未必符合短期功利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最实用的教育。1828年，当有人批评自由教育不够实用时，耶鲁大学的教授们这样回应：有什么学习能比一个受过良好训练并因此能将其力量移向任何方面的心灵更为实用的呢？而德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助力德国崛起，也在于其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超越精神。当时身为普鲁士教育部长的威廉·洪堡坚定地认为，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因为大学如果能自由地完成他们的学术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不断地为整个社会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其成效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比拟。
知识观要去功利化：树立科学的精神，并从制度上加强对知识的保护和尊重
19世纪，人类已进入工业社会，当时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他得出的答案是科学。因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指导的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
当前社会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还是科学。无论是工业时代还是信息时代，都是科学的时代。对于个人而言，科学是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追求发展的知识基础；对于国家而言，科学是让一个民族有能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基础。尽管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在“学而优则仕”等观念的影响下，一些人对科学知识仍缺乏应有的尊重。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我们对基础科学的重视程度依旧不够。近1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支出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4%—5%，相较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15%—20%的比例，这个比例相对偏低。基础科学是一切创新的基础，也往往是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我国目前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和学术创新上的差距，主要就体现在基础研究部分。在提倡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我们也要提倡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其实就是理性精神，其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而是关注知识本身，关注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关心知识的内在逻辑和真实价值。我们要防止单纯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把科技混同于技术。科学知识和科学发现有时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一个人的心中”。
除了要深刻认识到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的价值，我们还要切实在制度上加强对知识的保护和尊重，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是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更是一个国家对自身创新能力的基本制度保障。因为只有当人们能充分享受到自己的原创性成果带来的效益时，才会更加重视创新和进行更多的原创性活动。据美国商会统计，2011年，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创造的经济附加值达5.5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总量的三分之一。美国的科技和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长效发展，与其历史悠久、保障全面、措施严厉的知识产权制度不无关系。美国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就含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并特别指出对作品和发明给予专有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见，鼓励知识创新的最重要手段是制度保障，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让进行知识创新的人能够切切实实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知识创新带来的益处。
人才观要去功利化：树立多元化的人才观，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
“学而优则仕”是一种较为狭隘的人才观，把人才培养的目的限定为“出仕”，从而将中国传统社会局限在“士农工商”的狭小格局中，导致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光有“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对人才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大量优秀的政府公务员和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科学家、学者、艺术家，以及能够创造性地将科技进步和人文发展的重大成果应用到生产、生活领域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和服务型人才。所以，我们应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多元化的、发展的人才观。我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谓的“状元”，就是指在自己的行业中能够做到极致的人；而要做到极致，就需要超越前人、推陈出新，就需要有创造力和发展知识的能力。
对于人才的评价，当前社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化、标准化和功利化的倾向，一些地方用各种定量指标去定义人才，用各种人才工程去催生人才，结果是千人一面、毫无特色。这种标准化、工具化的人才评价模式，实际上将人才物化和矮化了；而一些人才工程更是将“以才取人”演变成了“以帽取人”，将人才之间的才能竞争演变成了“帽子”竞争。这样的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不仅不能造就人才，反而歪曲了人才的定义，抑制了人才的成长和涌现。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人才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其实很简单，能激发人的创新内驱力而非外部追逐力，能让人安静下来、专心于本职工作的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就是科学的人才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
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针对当时一些热衷于当官的同学，提出“抱定宗旨”的首要求学原则：“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要形成一种崇尚知识、崇尚文化、崇尚创新的社会风气，还是需要政府部门和各级教育机构首先抱定宗旨，树立去功利化的教育观、知识观和人才观，从而营造一种鼓励创新、雍容大气的文化氛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吴式颖、任钟印主编：《外国教育思想通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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