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大幅提高，但由于相应机制尚不健全，公众作用的发挥还有局限。可通过各种社会自治组织，让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得到及时、准确的反映。
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有何重要意义
增强政府与公众的联系。群众是城市治理的直接参与者，也是最终受益者。只有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才能真正治理好城市、经营好城市。在具体治理活动中，公民可以向政府提供来自基层的意见，政府也可以更贴近民意地开展城市治理活动。因此，公民有序参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中民意与决策的冲突，尤其在大型项目的决策中，可以提高政府项目的成效和民间组织的规范性。反之，缺少公民参与，则会导致社会秩序失衡，提高城市治理成本。
让法治成为城市治理理念。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治理社会，对其他手段特别是法律手段重视和运用不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全党全国致力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加强普法教育，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成为价值共识，推动形成普遍信仰法律的社会氛围。同时，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不仅是提升公民行使自身政治权利的需要，也是政府有效整合民意、使各项决策进入法治化轨道的需要。
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根本体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
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现实困境
公民参与度不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实效，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条件。在以往社会治理中，政府往往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群众参与意愿不高，长此以往便降低了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因此，亟待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实效。例如，一些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制定，不但要有相关职能部门方案、专家咨询意见，更要通过社会公示与听证等制度，听取和吸纳社会民意，使决策真正体现出民意。除完善公众参与的保障机制外，还要提高广大民众的公民意识。长期以来的“单位人”体制强化了民众的依附意识，使他们意识不到社会治理是自己的权利，又由于大部分公民没有参与城市治理的经验，所以即便是参与城市政策分析和讨论，也难免作出缺乏依据的结论。
管理者自由裁量权过大。传统的城市治理工作流程没有公民参与，完全由政府主导开展治理项目。以行政为主导的一元治理模式，存在决策不透明、权力无约束和利益不平衡等弊端，易引发社会矛盾，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新时代要转变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把更多的选择权赋予被治理者，改变现实中政府主体自由裁量权过大、选择权过多，而被治理者选择权过少的问题。
政策制度不完善。为提高公民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度，我国政府近些年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但由于体制机制和地方执行力的限制，这些制度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地。一些地方的城市治理制度在内容上过于书面，可操作性不强；一些规定过于苛刻，对公民的约束力过强，且缺乏配套政策，而对于公民的具体参与方式则制定得过于笼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民参与政策体系；当公民与政府在治理意见上不一致时，因缺乏裁决和协调机制，最后一般由政府全权决定。这些情况，导致公民主体权利的缺失和参与热情的降低，也妨碍了城市治理的成效。
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对策
转变职能，自我限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观念，这也是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前提。政府应努力培养依法行政的习惯，将城市治理权力下放给公民，激发公民主动维权和公共参与的意愿，培养他们依法维权的能力，让公民主动伸张自己的权利，不再搭别人的便车。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在制度安排上解决了部分问题，公众参与也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因此，无论是主动为自己维权，还是为城市提出治理建议，这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都值得鼓励。这样一来，个人、社区、政府等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个人也才能通过付出和实践，赢得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同时，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赋予社会组织更多自治空间。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项目开展，只负责项目的监管和验收，并避免个别组织独占公共资源和垄断社会服务。
用法治护航，凸显公民权利。政府应遵循公开平等的参与原则，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公民参与的权利、利益分配形式以及参与城市治理的素质要求和基本标准。从维权角度来说，仅仅依赖政府，不但成本高，而且容易出现“处置时间长、解决不彻底”的问题；在公共工程建设中，如果相关的群众不主动参与，也容易造成工程浪费及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等问题。社会治理要求社会共治，即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决策同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一样，都需要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有更多的权利和机会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主体都应各担其责，通过沟通、协商乃至妥协和让步，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等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寻求能够满足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兼顾利益诉求，强化智慧管理。城市治理中公民意见的融入，要求了解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的一般目的和利益需求。一般来说，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初衷，是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工作、更舒适的生存环境、更高质量的生活品质和更多的生活幸福感。所以，应该在保证公民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听取他们对城市治理的意见，通过与社会各利益主体友好协商和交流，力求在城市改造和治理上达成双方满意的共识，取得真正的治理成效。另外，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提高城市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市政公用、地下管网、综合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以及供排水、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的智慧化建设；充分推进城市智慧管理，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与民众的沟通交流平台，实时与基层群众交流和互动；通过多种渠道准确吸收和采纳民众的意见建议，如设立咨询和答疑板块，以城市建设专家作为专业指导，建立多种形式的政策宣传体系。
总之，变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为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有助于监督政府部门决策的执行和实施效果，制约其日常行政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若以市民需求为导向来督促政府部门执行决策，有利于政策法规的落实，也会鼓励市民监督政府，促进政府部门在行政过程前后与市民有效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变市民的不满意为满意，才能塑造政府的公信力。
(作者为中共赤峰市委党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