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成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回答了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推动经济理论创新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逻辑前提是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理论界对在公有制基础上能否发展商品经济展开了讨论。当时人们一致的看法是，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可以产生商品交换，但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形成交换关系。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当时有人质疑，说马克思明确讲“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何以产生商品交换呢？
追根溯源，公有制不能产生交换的观念是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交换有两大前提：一是社会分工；二是财产私有且受法律保护。没有分工，大家生产相同的产品用不着交换；若财产不是私有或不受法律保护，无偿占有别人产品不受惩罚，也不会产生交换。
将分工作为交换的前提，学界没有人反对；人们的分歧在于，财产私有到底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一些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理由是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由此看来，对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澄清。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论述的，其原意究竟是什么？
不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确实讲过，“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说，交换双方“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于是有人据此推定，马克思认为交换的前提是私有制。然而认真研读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发现以上推定其实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首先，马克思从未说过交换产生于私有制，相反他认为是产生于公有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写道：“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在《资本论》中他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
其次，马克思讲作为流通前提的“私有权”，也不是指生产资料私有权。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而且还说，商品是物，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发生关系，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显然，马克思这里讲的“私有”并非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
事实上，生产资料私有与产品私有也的确不是一回事。以英国的土地为例。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英国法律规定土地归皇家所有，但土地上的房屋（产品）却可归居民私有。正因如此，所以房屋才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这是说，产品能否交换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无关，关键在产品是否私有。
既然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产品私有，那么在公有制基础上产品怎样才能私有呢？要说清这个问题需引入“产权”概念。在现代经济学里，产权不同于所有权。所有权是财产的法定归属权；产权则包含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以银行为例，银行的信贷资金来自储户，信贷资金的所有权归储户；而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里取得信贷资金的产权后，资金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享以及呆坏账如何处置，银行皆可独自决定。于是所有权与产权出现了分离。
所有权与产权一旦分离，生产资料公有而产品则可以私有，因为产权的最终体现是产品所有权。以农村改革为例，当初将集体土地的产权承包给了农民，于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农民的。再比如国企，国企的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而企业之所以能将产品用于交换，也是因为国家将产权委托给了企业，让企业拥有了产品所有权。
综上分析可见，商品交换的前提不是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而所有权不同于产权，产品是否私有与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已证明，只要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权分离，并把产权明确界定给企业或农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