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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忙碌奔波

核心提示: 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引发了公众对于中国人“忙”的讨论与思考。“忙”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竞次”策略的选择、晋升锦标赛的治理体制和不甘落后的社会心态。当前,如何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更深刻的制度改进和完善。

【摘要】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引发了公众对于中国人“忙”的讨论与思考。“忙”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竞次”策略的选择、晋升锦标赛的治理体制和不甘落后的社会心态。当前,如何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更深刻的制度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竞次”策略  治理体制  文化心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近期,一篇题为“凌晨3点不回家”的文章引发热议。其实,熬夜加班不只是中、青年群体的特有现象,甚至中小学生也普遍存在因课业负担过重熬夜写作业的情况。“中国少年儿童状况研究”课题组2016年调查数据显示,“00后”在校时间和做家庭作业时间均超过“90后”,学习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重,睡眠不足现象也更严重。

为了减轻中、青年负担,原本应当享受闲暇时光的老年人也被迫卷入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之中。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流动老年人口达到1800万人,因照顾晚辈选择“老漂”的,占老年流动人口的43%,在北上广深等地这一比例更高达到54.4%。

可以说,中国上至老人下至儿童都处于忙碌奔波的状态之中。为什么中国人与中国社会这么忙呢?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忙,大多是个人的主动行为,当然也有强有力的外在压力。就个人来说,中国人普遍有着强烈的成就动机和家庭责任感,在个人能力不足以通过提高单位时间效率来应付工作与生活压力的前提下,拼时间就是一个基本的选择。但一个普遍的个体行为主要不应该通过个体因素来说明,我们更应分析组织(企业)与社会的因素。

激烈的竞争迫使组织采取“竞次”策略,“忙”是组织为了生存的应对方式

为了赢得竞争,组织面临“竞优”(race to the efficiency)与“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两种策略。“竞优”是指通过创新提升技术水平、提高效率来赢得竞争,而“竞次”是通过降低成本或质量的方式来获得竞争优势。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往往导致“竞次”现象的出现,因为相比“竞优”,“竞次”能够实现短期内的快速收益。

以企业为例,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我国大部分企业很难长期投入资金、人力用以技术研发与创新,而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快速生产获取利润。但是成本、人力的压缩并不是无止境的,在缺乏有效法律监管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次”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和对员工剥削的加剧,形成竞争的恶性循环。更值得关注的是,“竞次”策略开始蔓延到各行各业,甚至在作为创新和核心能力孵化器的高校也能看到“竞次”现象,从过于注重文章发表的数量而非质量的评价体系可见一斑。

由于我国工业起步晚、基础差,目前拥有的核心技术少并且自主开发能力弱,现有产业多为下游产业,以加工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全球生产链的末端。这类产业利润微薄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时间投入。当前,企业在劳动管理方面,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个体能力与工作任务不匹配。工作的理想状态在于个人能力与工作任务的匹配和均衡。“忙”意味着个人无法自如应对工作任务,一般来说,是工作任务量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企业往往通过压缩人力成本来赢得效益,使得原本需要雇佣多人才能完成的任务集中分配给一个人,造成个人不得不加班追赶工作进度。

其二,劳动控制过程延伸。技术革新为劳动控制的加强提供了可能,移动终端技术的不断革新,QQ、微信等手机应用给办公、生活带来信息沟通便利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边界,使得劳动控制从办公室延伸到私人生活当中。

其三,劳动执法不严。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小时”的工时制度,但法律履行状况不容乐观。《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为44.73小时,而工作50或50小时以上的比例超过四成。

晋升锦标赛的治理体制下,层层加码的经济任务和地方政府短期化倾向造就了经济发展的“忙”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化。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要素,例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水平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持续长达30年,堪称奇迹。不少专家提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政治理模式,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它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地方官员为了晋升,出现激烈的竞争行为,当上级政府提出某个经济发展指标(如GDP增长率),下级政府就会竞相提出更高的发展指标,出现层层分解、层层加码的现象。

因此,这至少带来两个后果:第一,经济发展任务重,自上而下经济指标的摊派,增加了下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压力。除承担地方政务之外,为了达到经济发展指标要求,地方政府人员耗费大量精力忙于招商引资等。第二,官员晋升考核年限过短,为了在考核期限内达到甚至超过晋升标准,短期内可见成绩的工程、项目迅速上马。这种治理体制虽然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形象工程”“大拆大建”随处可见。甚至更离谱的是,部分地区出现因领导换届,上一届领导完成的项目被推倒重来的情况,让几年的工作成了“白忙”“瞎忙”。

内外压力下,“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忙”从深层次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心态。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再到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如何快速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几代中国人的心愿和目标。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尽快弥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自我加压,在相同时间内要比其他国家取得更大的成绩,于是“忙”也便成为了必然结果。

“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勤劳致富”“吃苦耐劳”等观念的现代变体。自古以来,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传统文化将勤劳与忍耐视为美德。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在现代工作中表现为提倡加班加点、任劳任怨。为工作放弃休息也被视为个人奋斗的必经历程。在缺乏科学、合理的休息观念下,一些人面对集体的压力也不敢不加班。

中国人通过辛勤、忙碌的工作换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过重的负荷、过快的节奏对个人、社会长远发展的损害。如何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则需要更深刻的制度改进和完善。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不仅能够“忙”得有成就,也能“闲”得悠然自得。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朱艳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蔡禾主编:《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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