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是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新增劳动供给的重要来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深远影响。当前，我国农民工工资出现快速增长情况。对此，我们要准确判断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原因和趋势，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化解农民工工资迅速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 工资 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并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72亿，同时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3485元，比上年增长6.4%。农民工是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新增劳动供给的重要来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深远影响。务工经商是农民工跨城乡流动的主要动机，而工资水平及其变化也是观察农民工群体特征的重要维度。
当前农民工工资的变化趋势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但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外出农民工总量增长速度逐年放缓，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世纪之初，中国尚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此时，农业中尚有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工资差距（源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也较为明显。只要非农部门创造出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就可以迅速地向非农部门转移。因此，这一时期仍然延续着上个世纪90年代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趋势，外出农民工的总量也仍处于迅速增加的时期。如图1所示，2001年至2005年外出农民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3%。由于农民工供给的迅速增长，这一时期农民工工资的增长较为平缓，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3%，远远低于同期10.2%的经济年均增速。随后，中国经济开始跨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劳动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
2005年至2010年，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年增长率下降至4.0%，农民工的稀缺性越来越明显。在这一时期，用工短缺现象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并逐渐蔓延。农民工供求关系的转折性变化，推动了其工资的迅速增长，这一时期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1.0%，与同期11.3%的经济年均增速大致相当。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至59岁）的总量开始减少，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也进一步放缓。
2010年至2015年，外出农民工年均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2.0%。由于农民工供求关系的进一步趋紧，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仍然保持高位，其实际工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9.6%，到2015年，农民工名义工资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每月3072元。
工资是一种基础性的要素价格，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综合反映，其变动趋势受到市场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供给方面看，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化是首当其冲的影响因素。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成为维持工资水平的基本因素。从需求方面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结构的转化也是影响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产生了大量的就业需求，不仅推动了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也导致其工资水平上涨。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主，加之我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国际社会上处于低位，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劳动力数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必然推动其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但当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就会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关系，从而产生以资本替代劳动的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相对放缓，工资增长速度放慢。
农民工工资变化不仅影响收入分配，还影响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劳动力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主体。农民工工资的变化不仅会影响收入分配形势，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变迁。
首先，农民工作为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其收入变化会对城乡经济关系和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使其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改善了农民工群体及其家庭的福利。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40.6%，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此可知，农民工工资的变化直接关乎农民增收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农民工通过获得工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经济关系。比如，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2.71，较2016年的2.72有所下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为2.23，较2016年的2.39有所下降，城乡经济差距逐渐缩小。
其次，农民工作为普通劳动者群体最重要的代表，其工资的快速增长推动了不同群体之间工资收入的趋同。在收入差距较为明显的情况下，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趋同，对于缩小整体的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速长期快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速，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推动普通工人工资增长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而非个体生产率的提升。比如，当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脱节时，普通工人工资的迅速增长会给正在接受教育的人带来负向激励，促使他们过早地脱离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需求必然越来越高。因此，对于农民工工资上涨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政府应实施政策加以干预，可以通过瞄准个体、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补贴，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直接补贴，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民工工资上涨对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积累动力。
再次，由于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比重的增加，尤其是农民工成为新增劳动供给的主要来源，农民工工资的迅速上涨会成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推动力。如图2所示，在农民工工资快速增长的年份，中国总体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便是在增速最低的2015年，我国工资的增长速度也快于世界平均增速6.3个百分点。
在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就需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因此，要更准确地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实际，必须同时对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人均劳动力成本和人均劳动生产率之比，它反映了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具有生产力基础。近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快速上升的时期，也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涨最迅速的时期，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度量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据计算，2011年至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5.8%，而同期主要制造业大国，比如德国、日本、美国、韩国等，单位劳动力成本则没有明显的变化。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水平来看，中国与主要制造业大国尚有较大的差距，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还比较明显，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趋势也使得生产率的提升更为迫切。只有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在工资上涨改善劳动者福利的同时，确保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农民工工资的迅速增长改变了体现在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关系，并由此对技术变革、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劳动和资本是两种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工资反映了劳动力价格，如果工资增长速度快于资本价格的增长速度，那么与使用资本相比，使用劳动力就会显得越来越昂贵，企业也就会更倾向于以资本（机器）替代劳动。从宏观层面来看，这就是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同时，农民工工资的迅速提高，增加了使用劳动力的成本，对技术变革也产生了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力短缺的日益加剧，是企业作出机器换人决策的主要动因。通过引入新的技术手段，企业的生产率得以提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最近两年中国制造业逐步走出生产率增长乏力的局面，重拾增长，也是中国2015年和2016年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
应对农民工工资快速增长的策略
农民工工资在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后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上涨，其增长速度快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群体，在部分年份也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准确判断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原因和趋势，对于相关领域的政策安排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总体上看，过去十几年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直接体现，它反映了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一过程与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原则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总体趋势是健康的，并不需要额外的政策干预。从促使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基本因素看，劳动供给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绝对减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鉴于人口因素在中短期较为稳定，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民工工资的总体水平仍将保持上升的趋势，而上升的幅度则取决于短期的供求变化情况。
第二，化解工资迅速上涨的负面影响。工资作为一种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其快速变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其影响的范围广泛，程度也有差别，因此，我们要针对影响程度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要看到不同领域工资上涨的方向和影响也有所差别。由于工资上涨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作用的结果，因而不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但在一些领域采取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一方面，要努力提升劳动生产率，抵消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虽然工资上涨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作用的自然结果，但由于劳动供给推动工资上涨，可能会与劳动生产率脱节，也就是说工资的上涨并不具备生产率基础。这种局面如果一直持续，无疑会降低经济的竞争力，使得经济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人为干预工资的形成机制，会损害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通过技术的进步推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农民工工资上涨对于教育的负向激励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各地可以通过精准扶贫政策，瞄准贫困家庭，采取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来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保证中国经济发展获得长期的增长动力。
第三，以深化改革提高劳动市场的效率。虽然不需要对工资形成的过程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但一些制度性因素仍会对工资变化的速度、结构产生影响，需要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比如，各地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促进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通过进一步刺激劳动力流动，可以使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避免普通工人工资过快上涨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发布：去年农民工总量2.8亿 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提高》，中国经济网，2018年4月27日。
责编/孙渴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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