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丧文化”的产生不能简单归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其形成拥有复杂的原因。国家应该重视青年的利益诉求，出台相关向青年倾斜的政策和制度，媒体还应发挥好新时代意见领袖的旗帜作用，及时洞察社会矛盾、疏导社会负能量。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 “丧文化” “上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丧文化”是青年群体在理解并受困于自己的凄凉现实之后的一种自嘲式的无力反抗。与传统的亚文化不同，“丧文化”失去了“对抗”的力量，相反形成了一种颓废式的风格。自2016年下半年起至今，从“葛优躺”到美剧《马男波杰克》、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再到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咸鱼、佩佩蛙表情包，以及商业化的丧茶、佛系游戏《旅行青蛙》等，“丧文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一场网络“丧文化”的狂欢。
从“屌丝文化”到“丧文化”：新青年亚文化现象
“丧文化”兴起于2016年7月，中国的千禧一代们从经典家庭喜剧《我爱我家》中发现了著名演员葛优的扮演角色季春生的招牌姿势——无所事事地瘫坐在沙发上，年轻人将这种百无聊赖，甚至略带颓废感的气质命名为“葛优躺”。该剧照经过表情包的处理，在社交网络上疯狂传播，并一度成为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时尚。随后，这种流行于青年群体中的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的新青年亚文化现象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流行起来。
“丧文化”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归纳起来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影视文化中借用过来的经典台词或经典动作。除“葛优躺”外，年轻人还从美剧《马男波杰克》中挖掘出大量台词，诸如“生活就是到处碰壁”“我毫无控制能力，我讨厌我自己”等；此外，美剧《King of the hill》、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的大量台词和剧照形象也是“丧文化”的重要出处。
第二，虚拟的表情包或逗趣的卡通形象。如果说影视剧的直接挪用还属于“丧文化”的第一个层面，虚拟表情包则迈入了再创造的第二个层面。最早的表情包是日本TBS电视台推出的动画《懒蛋蛋》，随即还有出自游戏的咸鱼表情包以及在英语世界流行的佩佩蛙表情包。这些表情包通过网友的再创作，在微信、QQ、微博等即时聊天工具中广泛传播。
第三，互联网上产生的各种UGC（用户生产内容）。在影视文化和表情包里产生的真假共鸣促使互联网用户生产独创的UGC内容。互联网给青少年提供了情感宣泄的渠道，加速了“丧文化”的传播。此外，“丧文化”现象还吸引了一些资本进行运作，如国内的“丧茶”“没有希望的酸奶”等都是青年亚文化与商业资本迅速结合的产物。这些产品不仅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还通过互联网产生了大量的二次传播。
说到“丧文化”就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网络热词“屌丝文化”。“屌丝文化”是一种戏谑式的“草根文化”，体现了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结构性矛盾，即发展主义现代化语境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询唤与阶层分化乃至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丧文化”和“屌丝文化”都是在网络兴起的青年亚文化表现形式，是一种自我矮化和自我戏谑式的流行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丧文化”表现出来的习得性无助和自我反讽的社会心理学表现可以从“屌丝文化”这里找到源头。那么，“丧文化”与“屌丝文化”的区别又体现在哪里呢？
第一，“丧文化”的群体特征比“屌丝文化”更为丰富和广泛。“屌丝文化”的群体明显地具有职业区分。而 “丧文化”不再是一个特定阶层的自我嘲讽，或者某些阶级的假嘲讽，而是一个代际，或者几个代际群的共同生活境遇。
第二，“丧文化”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屌丝文化”缘起于百度贴吧，表现形式主要为创造了诸如“矮丑穷”“土肥圆”等词汇，并衍生出一系列影视作品。而“丧文化”来势汹汹，不仅借用了国内外的影视作品，还体现在表情包的再创造、用户原创内容和商业投资等。层出不穷的文化表现形式体现了大众的强烈情感共鸣。
第三，“丧文化”的话语体系不具有明显的二元对抗性。“屌丝叙事”的意义深层结构是围绕着“穷”与“美”这一组核心二项对立式建构而成的，其文化本质是对上层社会的坚决抵抗。而“丧文化”虽然也是一种青年亚文化，但是却明显充斥着悲凉、失落以及颓废、麻木、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丧文化”是青年群体在理解并受困于自己的凄凉现实之后的一种自嘲式的无力反抗。
“丧文化”成因的社会考量
毋庸置疑，“丧文化”是中国社会新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大范围的青年网络亚文化现象。“丧文化”的产生绝非偶然性，归因“丧文化”，必须将与亚文化有关的意识形态、经济与文化因素之间的全面互动影响都纳入考察视野。
第一，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特殊性。外媒在谈论我国现阶段的“丧文化”时，无一例外地将其归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他们认为这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年轻人为了找到好工作而恶性竞争的表现，以及中国婚姻对房屋所有权的执着追求与高速增长、不可企及的房屋价格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固然是“丧文化”产生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但是外媒在判断社会转型与“丧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过于武断，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解过于片面。
首先，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故而一种文化的产生离不开政治、经济、技术等多方因素。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直接导致了“丧文化”的产生是不科学的。其次，虽然我国现在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体制有问题，也不说明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相反，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我国同时面临着现代性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压力，既有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也有现代社会的消费欲望。双重压力下诞生了广大青年所谓的无力感、颓废感爆棚的“丧文化”。
第二，技术、媒介和资本推波助澜。自人类步入数字时代以来，技术信息行业与消费文化主导的媒介文化工业边界逐渐模糊，形塑着当代社会和社会文化。“文化/技术共生论”者认为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技术对文化的塑造作用在青年亚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技术给不同群体以平等的发声渠道，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互联网表达、转发、传播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具体到“丧文化”，碎片化的负能量在网络上迅速找到了认同群体，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一键转发。多种多样的即时聊天工具让各种各样的“丧文化”表情包在短时间内传播、创造，甚至是二次传播。此外，各种主流或非主流的媒体微博大号、微信公众号在社交网络上的推波助澜也让“丧文化”传播迅速演化成一场盛大的网络狂欢文化。社会资本的注入，如“丧茶”“没有希望的酸奶”等恶意营销更是让这场亚文化传播从线上走到了线下，并且愈演愈烈。媒体失职、资本助攻、恶意营销在这场网络亚文化狂欢中难辞其咎。
第三，青年群体跟风式的娱乐、戏谑姿态加速“丧文化”传播。“丧文化”拥有一种混杂的亚文化风格，它不是一种反抗姿态，而是一种情绪宣泄。正如文章开头所述，“丧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同以往亚文化不同的颓废情绪和不抵抗姿态。国内有媒体报道认为，“葛优瘫”代表的“丧”文化，是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温和反抗。更有不在少数的学者认为我们不必过分担心“丧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大部分青年群体仍然相信奋斗拼搏的正能量，“丧文化”只是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
笔者不赞成妖魔化“丧文化”的行为，也不认为美化“丧文化”是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后伯明翰时代的亚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新的媒介传播和消费时代出现的各种更富流动性、虚拟表现性和混杂性的亚文化风格”。“丧文化”就是这种不具备强烈反抗意义，带有情感宣泄、娱乐性质、身份认同等混杂性的后现代亚文化。有些个体在网络上参与“丧文化”讨论，只是在扮演拥有该亚文化的群体，从而达到一种合群的目的，或者仅仅只是觉得有趣。总之，“丧文化”代表一种日常消极情感的宣泄，是颓废的负面情绪在线上和线下的集结，毋庸置疑是应该引起社会关注并得到正确疏导的。
去粗取精，抑“丧”扬“上”：新时代的文化正能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引导青年群体远离“丧文化”，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上文化”和“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自觉和自律是新时代的应有之义。
首先，国家应该重视青年的利益诉求，出台相关向青年倾斜的政策和制度，并完善青年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的社会转型有自身的特殊性，需要面对社会现代性变革和消费社会冲击的双重压力。“丧文化”现象是社会问题的一种表现。从表面上看，“丧文化”体现了青年竞争压力大、工资低、房价高、消费高的现实压力；从深层次看，该文化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的社会流动性问题。随着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竞争压力和生活成本都再创新高，处在奋斗年纪的青年在面对残酷现实与美好愿望之间的矛盾时选择了消极怠工。为了缓解青年压力，应该从国家层面重视青年的利益诉求，使国家政策和相关制度向青年倾斜，并完善专门针对青年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的体制机制。目前，各地（特别是大城市）纷纷出台新的大学生落户、买房优惠政策以及大学生最低工资标准。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国家为了解决青年发展问题而做出的努力。
其次，媒体应该肩负起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职责。自从数字技术革新了媒介业态，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等同于媒介文化。数字媒介技术对亚文化的发声和传播尤为重要，其既给青年以自由发声的渠道，又加速了亚文化的聚合、传播和讨论。与其他的网络亚文化不同，“丧文化”的快速传播除去媒介技术的作用外，还有资本运作和媒体营销的推波助澜。所以媒体发挥好正确的引领作用对青年群体远离“丧文化”尤为重要。在新时代，媒体必须平衡好公众利益发声筒与媒体产业运营之间的矛盾，既要以先进的技术为引领，同时也要注重媒体传播内容。当前我国媒体行业正处在传统传播方式与数字传播方式的融合阶段，各家媒体同时在传统平台和数字平台上发声。无论在哪个平台，媒体都应该肩负起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职责。此外，在数字平台上，媒体还应发挥好新时代意见领袖的旗帜作用，拒绝博眼球式的新闻报道，利用数字媒体的巨大优势，及时洞察社会矛盾、疏导社会负能量，做好公众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建设作用。
最后，青年自身应该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对国家、社会和自我成长更有信心。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丧文化”已经失去了“对抗”的力量，相反形成了一种颓废式的风格。我们不能将其美化为青年对社会温和的抵抗或是简化为负面情绪的宣泄。从深层次来看，除去宏观的社会问题和媒介环境的影响，这更像是青年群体在面对现实和理想压力之间的自我保护方式，自我逃避的办法，可能会导致自我破坏的结果。这种消极情绪可能会消解青年群体的前进动力，形成一种得过且过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人生的成长道路上遇到磕磕绊绊在所难免，特立独行的青年不能对一切主流价值观和传统成功观持一刀切的解构态度。努力不会成功，但是放弃一定会失败。青年群体自身应该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胸怀，不仅对自我成长之路更有信心，而且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更有耐心。同时，青年群体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建设中来，相信通过青年群体的创造力，我们国家的明天将会越来越好！青年群体的未来也将越来越光明！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赵静宜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美]迪克·赫伯迪格著，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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