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Constanza（康世坦）德稻绿色经济及环境资源大师、澳洲国立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国际生态经济协会（ISEE）创始人和首任主席、国际著名生态经济学家
l 如果让您随意选择金融工具、科学工具、政策工具，您会如何治理中国现有的雾霾、水质污染等棘手的问题？
要解决或治理中国现有的雾霾、水质污染等棘手的问题，关键要素是改变各级政府的政策目标，把目标变成一个人类和环境福祉可持续发展的更为广泛的概念，同时逐渐抛弃近年来普遍存在的只关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样狭隘的观点。所有国家（包括中国）最近签署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代表着在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走的更远，更努力。界定并且接受这些更广泛意义上的的目标是推动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使用已有的科学工具和金融工具来实施并解决气候变化、空气和水污染等棘手问题。
l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国际上实践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哪些？这些方法是否存在局限性？
国际上实践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我提到的，把管理目标变成一个人类和环境福祉可持续发展的更为广泛的目标，然后再使用已有的科学工具和金融工具等来解决一些棘手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国家。
l 一说到生态保护，很多人想当然认为是环境工程的问题，但金融介入的越来越多，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我认为金融激励或者说金融工具的介入，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和有效的方法来实现我们前面提到的更广泛的发展目标。不过首先要界定并且接受这些更广泛意义上的的目标，这是是推动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第一步。然后我们才可以用金融工具来想办法解决气候变化、空气和水污染等生态保护的问题。
l 在国际上，是否有比较成熟的生态环境治理与金融管理模式，是否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关于比较成熟的生态环境治理与金融管理模式，有几个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个领域领先的发展模型，我们可以学习，例如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以及一些北欧国家。但是总体来说，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道路上，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l 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在您看来有哪些特殊性，和其他国家有何不同？
谈到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在制订与实施宏观目标和国家政策方面，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行动都要快。如果政府下定了决心，这些目标和政策将会迅速地推行落地。这是与其他国家比较显著的不同之处。其实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接受一些相关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培训，那么他们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
l 大数据的介入，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大数据将极大地提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能力，但前提条件是改变我们的目标，这样才能激励大家有效地利用大数据这一技术。
l 实际上，自然资本的提出背后也隐含对历史上各种发展模式理论的总结。在您的研究之中，有哪些专家的著作和观点，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深受您的认可？在这些理论之中，有哪些观点与“自然资本”、“投资生态银行”是有传承关系，或者值得后者借鉴？
美国经济学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 的“太空船地球”（spaceship earth）理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生态经济学的提出者之一，在他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首次提出“生态经济学” 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家肯尼斯·鲍尔丁认为宇宙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而要想延长寿命，唯一方法就是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对于地球而言亦是如此。“太空船地球”这一理论是循环经济思想的起源，促进了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并带动了自然资本投资。
l 您认为，让政府和企业、民间资本同时介入，是否能够迅速改变现有的生态环境格局？
是的。让政府和企业、民间资本同时介入，确实能够迅速改变现有的生态环境格局。同时如果我们能够采用一套新的目标，比如联合国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取得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