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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如何看待官场中的“大忽悠”

【重要发现】

●超九成受访者生活中遇到过“大忽悠”;“不干实事,但是特别会吹会拍”“嘴上功夫远远强于动手能力”“有一套缜密的忽悠话语体系,总能自圆其说”是公众认为官场中“大忽悠”的最主要特征。

●下属、上级、群众是官场“大忽悠”的主要忽悠对象。

●公众认为,“大忽悠”具有市场的原因是:“大忽悠”在自己的部门和单位“八面玲珑,深受领导赏识和喜爱”,“总能得到比他人更多的晋升机会”;部分领导干部急于成事和升迁,不切实际、好高骛远,欲谋取个人私利,容易被忽悠。

●官场“大忽悠”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导致形式主义不断蔓延和扩散、破坏了良性的政治生态环境,削弱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同时也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易引发周围人模仿,损害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扰乱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秩序。

【调查时间】

2018年1—2月初

【问卷发放】

面向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6613份(包括人民论坛微信公众平台和其他网络平台推送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646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7.8%。

【样本构成】

●受访者以城市居民为主,其中居住在直辖市的受访者占16.42%,省会城市占26.06%,地级市占23.17%,县和县级城市占20.74%,乡镇村居民占13.61%;

●26.65%的受访者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23.41%的受访者为企业职员,19.75%的受访者为企业中、高层管理者,14.24%的受访者为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务工人员占6.19%,其他从业者占9.76%。

“忽悠”是北方俗语,既有胡说、欺骗的意思,也有吹牛、煽动、鼓动、怂恿等含义,用意广泛,但与“诈骗”一词相比,性质更温和一些。人们对诈骗犯非常痛恨,对“大忽悠”则很多时候一笑了之。如果说熟人之间的“小忽悠”是一种调侃说趣,那么官场中的“大忽悠”则危害极大。“大忽悠”们实事干的不多,但特别会吹会拍,擅长欺上瞒下,他们迷惑上级、欺骗下级,忽悠能力极强,常常把大家弄得云里雾里。用《镜花缘》中“两面国”里的人形容这些“大忽悠”再合适不过:他们有两张截然不同的脸,正面口吐莲花、善良随和,背面却庸碌无为、虚伪狡诈。在“两面国”呆得时间久了,普通人也会拥有两张脸。官场中的“大忽悠”也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对政治生态危害极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有效遏制了“四风”,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社会风气明显上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解决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中出现的问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整治官场“大忽悠”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寻根溯源、标本兼治。鉴于官场“大忽悠”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现实中难以识别,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特展开调查,勾勒公众心中官场“大忽悠”的形象,探讨“大忽悠”的主要特征,认识“大忽悠”的危害。

超九成受访者生活中遇到过“大忽悠”;“不干实事,但是特别会吹会拍”是“大忽悠”的主要特征

“忽悠”现象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在古今中外多个领域都非常普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与席勒撰写的《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Phishing for Phools)讲述了在美国发生的真实的“忽悠”故事,涉及零售、医药、金融、房地产等多个领域。中国历史上也不乏用长生不老、神仙赈灾、托梦邀宠等忽悠皇帝的故事。直到今天,“大忽悠”依然有其存在土壤。调查显示,受访公众认为“大忽悠”的存在非常广泛,超九成受访者表示身边和周围存在“大忽悠”式的干部,其中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有而且很多”(60.21%)。

调查显示,70.02%的受访者认为“大忽悠”的主要特征是“不干实事,但是特别会吹会拍”,68.46%的受访者认为其“嘴上功夫远远强于动手能力”,67.07%的受访者认为“大忽悠”“有一套缜密的忽悠话语体系,总能自圆其说”。可见,“能说会道”“嘴上功夫强”是公众对“大忽悠”最主要的印象。语言表达能力本是十分重要的能力,语言强势、掌握很多说话技巧的人往往能很容易说服他人,且更能令他人心情愉悦。而中国人的面子情结源远流长,面子文化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中,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大摆排场、前呼后拥、讲究气势等,皆与面子情结和面子文化有关。过于看重面子,就给了那些能说会道、善于忽悠的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行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始终把加强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执行八项规定,纠正“四风”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态势下,公开推崇面子文化、讲排场重铺张的行为大幅减少,而“大忽悠”这种背地迎合面子文化的行为由于不易察觉,依然广泛存在。口吐莲花的“大忽悠”通过恭维对方、给足对方面子,使对方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而“大忽悠”自己也能借此实现个人目的。

与官场“大忽悠”们强势的语言表达相比,其做事能力则明显不足。有些官场“大忽悠”把自己的能力无限放大,吹起牛来没有底线,忽悠别人“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打包票、拍胸脯、作保证,把大家忽悠得晕头转向,实际上却不干实事,最终自己换岗或升迁,却丢下一个烂摊子。本次调查显示,“心怀叵测,且极其善于伪装自己”(56.15%)、“喜欢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55%)和“做起事来不讲原则、没有底线”(53.81%)也被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官场“大忽悠”的主要特征。官场“大忽悠”从政期间往往将“好朋友”作为“保护伞”,拉帮结派,拿“关系好”来无视法律法规,甚至堵住怨言。很多被忽悠者因为“关系好”“这是好哥们之间的事情”等说辞而“哑巴吃黄连”,举报者也因此被搪塞。还有些被忽悠者投鼠忌器,害怕官场“大忽悠”背后的后台,担心举报影响个人前途,这也为官场“大忽悠”提供了生存空间。有些“大忽悠”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忽悠的资本,热衷攀龙附凤、拉拢关系、参加各类聚会,通过这些所谓的关系来进行忽悠,实质是进行利益交换、权力寻租,谋求个人利益。

下属、上级、群众是“大忽悠”的主要忽悠对象

问及官场“大忽悠”的主要忽悠对象,近半数受访者选择了“下属”(49.91%)和“上级”(47.46%),这也跟65.40%和64.04%的受访者认为“擅长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善于邀功诿过和见风使舵”是“大忽悠”主要特征相对应,说明公众认为“大忽悠”在官场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有受访干部表示,在实际工作中,忽悠现象在上下级、平级之间均存在,上级忽悠下级主要体现在部署某些不切实际的工作任务,而下级忽悠上级则体现在虚报、瞒报数字、指标、资金、问题等,还有同级之间的相互忽悠、吹捧、敷衍,很多时候这些情况同时存在,形成双向、多向“忽悠场”。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超过半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受访者认为官场“大忽悠”的忽悠对象是“上级”(56.41%),远高于其他职业受访者的选择比例。(见图1)有专家表示,在官僚主义作祟之下,遇到上级领导布置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与部署,面对检查考核,下级干部往往会通过“忽悠”、作假来加以应付。“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绩观和考核机制也让“大忽悠”们有了生存环境,使他们得以通过数字进行忽悠。近两年引起普遍关注的“GDP造假”“经济数据造假”等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查处的腐败官员中,不少人曾经在人前煽情鼓劲、信誓旦旦,人后却贪污腐败,有些甚至“演技精湛”,明明嗜钱如命、贪得无厌,却伪装得两袖清风、正直无私,令人深恶痛绝。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可谓鞭辟入里。

此外,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群众”(32.62%)是“大忽悠”的主要忽悠对象。其中,其他职业受访者选择此项的比例最高(58.95%),近四成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受访者选择此项(39.58%)。(见图1)一些官员在上任之初为人民群众规划宏伟蓝图,振奋人心,令人对其所描述的未来充满希望,然而他们在真正执政期间却政绩平平,没有做出多少造福百姓的事情。还有些官员喜欢打亲民牌忽悠群众。亲民本是干部走进群众、了解群众的表现,却被某些官场“大忽悠”变成了手段,以作秀吸引公众眼球,表面上把群众挂在嘴上,实际上却没做对群众有益的事情。还有些“大忽悠”注重表面效果,施行“一阵风”“一刀切”政策,推行的时候轰轰烈烈,既忽悠了上级,也忽悠了群众,但持续时间不长便销声匿迹,群众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没有取得任何实效。这种形式主义的忽悠,成本高昂、代价极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态势下,社会舆论越发得到重视,但也演变出一些忽悠群众的形式主义,例如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场口头禅”。有人指出,“高度重视”“举一反三”“工作扎实”“成就巨大”等,成为部分地方政府面对舆论时忽悠群众的常用词汇,这些词汇既凸显了官员高度重视的态度,也肯定了取得的工作成绩与效果。一旦出现问题,则将人们的视线从“一”转移到“三”,问题由此变成了经验,从而让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对某些灾难、事故的报道之中,例如某地灾难发生后,当地政府隐瞒实际伤亡人数,忽悠百姓、欺骗群众,令人反感。

在此前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关于形式主义的调查中,当问及“生活中最反感的形式主义是哪些”时,超过八成公众选择了“只关心开会、发文、作姿态、表决心,不关注有效性和是否管用”的会议形式主义。会议忽悠是官场忽悠的一大特色。会议忽悠消解了作为集体沟通方式的会议的作用,代之以党政官员的秀场。官员们在会上大谈工作成就、取得的成绩以及描绘未来宏伟蓝图,对存在的问题则含糊其辞、一带而过,对具体实施措施也语焉不详。其空洞的内容、煞有介事的形式、会后大肆的宣传报道,令会议成为忽悠上级、下属与群众的秀场,成为人们最反感的形式主义。

调查还表明,企业家也是官场“大忽悠”的受害者(27.7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项在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以及企业职员中的选择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选择比例。一些企业家反映,某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将企业奉为座上宾,极尽忽悠之能事,但在项目投产后,承诺的条件却不予兑现。企业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描述为“JQK式忽悠”:先勾(J)企业进来,圈(Q)块地给企业,然后再揩(K)企业油。只招商不尊商,对企业家影响巨大,如果此类“大忽悠”盛行,将严重影响企业家的安全感,减弱其投资创业热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017年4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足见中央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只有营造企业家健康的成长环境,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企业家才能放心地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从而有利于振兴实体经济、释放市场活力。

超七成受访者认为“大忽悠”们在自己的部门和单位“八面玲珑,深受领导赏识和喜爱”;一些官员“急于成事和升迁”是其被忽悠的主要原因

官场“大忽悠”得以存在,既有个人获取好处的原因,也有所在官场生态的原因。在个人层面,会忽悠可谓益处多多:73.49%的受访者认为“大忽悠”在自己的部门和单位“八面玲珑,深受领导赏识和喜爱”;63.21%的受访者表示“大忽悠”“总能得到比他人更多的晋升机会”;“能力一般,却担任重要岗位”“总是有办法给同事留下很好的印象”也分别为54.41%和30.48%的受访者选择。(见图2)

凭借能说会道,“大忽悠”的嘴上能力掩盖了实际干事能力的不足。如俗语所云,“好马出在腿上,好人出在嘴上”。相比之于默默干事,巧舌如簧确实更容易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往往也更受领导赏识。“大忽悠”们深知上级领导对下属的奖罚升迁有着极大影响力,所以千方百计寻求与上级领导更良性的关系,受到领导赏识也就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多晋升机会。有专家指出,有一部分公务员有谋求政绩的需要,比起吃力不讨好、容易得罪人的真抓实干,忽悠既可以投领导对政绩之所好,做出漂亮的表面文章,自己还不用费心费力钻研发展难题,同时还在同事中赢得良好印象,可谓“一举多得”,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社会层面,“大忽悠”有市场,在于抓住了被忽悠对象的诸多弱点。调查显示,被忽悠对象“急于成事和升迁”(68.74%)、“欲谋取个人私利”(61.51%),是受访者认为导致被忽悠的最重要原因,加之“缺乏战略定力”(52.47%)、“不思进取,贪图享乐”(50.78%)、“理想信念不坚定”(41.45%),更让被忽悠者无力辨别“大忽悠”与真正干事者。有受访干部表示,有人之所以喜欢听忽悠,就在于忽悠容易让上级相信“大忽悠”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能够较为迅速地贯彻自己的各种部署与意图,比较好控制;“大忽悠”的吹捧之词和汇报的亮眼成绩也易满足上级的虚荣心。有专家指出,“大忽悠”的产生与“官本位”文化氛围有关,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中,官员一直格外受人尊敬,官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氛围下,如果有些官员对自身认识不清,将他人眼中对官位与权力的推崇等同于对自己的崇拜与认可,就很容易被忽悠。

此外,“缺乏个人的判断,不切实际,好高骛远”(65.35%)、“理论水平不够”(35.98%)、“调查研究不充分,脱离实际”(23.62%)等弱点,也容易导致被“大忽悠”盯上。这些被忽悠对象往往不具备批评与自我批评意识,对自身认识不全面、好大喜功。也就是说,那些对自己的行政能力乐观估计,喜欢驭下弄权,又不善于调查摸底、掌握实情的干部,容易被忽悠。

公众认为“导致形式主义不断蔓延和扩散”“破坏了良性的政治生态环境”“削弱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是官场“大忽悠”造成的严重后果

调查显示,公众对于官场“大忽悠”造成严重后果的认知比较均衡,各选项选择比例没有太大差别。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官场“大忽悠”“导致形式主义不断蔓延和扩散”(54.45%)、“破坏了良性的政治生态环境”(53.48%),另有接近半数受访者认为“大忽悠”“有很强的传染性,易引发周围人模仿”(49.32%)。(见图3)有受访干部表示,“大忽悠”当道,会直接破坏地方工作作风,辛苦做实事的不如会忽悠的,“聪明人”都会效仿“大忽悠”,以讨好领导为第一要务,久而久之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造成“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风气横行,打击干事者的积极性,造成其工作上的不作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有些地方和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受到排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如鱼得水。这种风气不纠正、不扭转,对干部队伍杀伤力很大”。

还有半数受访者表示“大忽悠”“削弱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50.80%),近半数受访者认为“大忽悠”“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48.42%)、“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秩序”(43.52%)。(见图3)“大忽悠”们不能尽心尽力与同事合作,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容易人浮于事。由于“大忽悠”们忽悠领导、忽悠下属、忽悠群众,所作所为容易脱离社会实际,无法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削弱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应引起高度警惕。

为官场“大忽悠”画像:会吹会拍、只说不做;防止被忽悠,需要坚定政治信仰,树立人民至上观念,克服官僚主义,倾听群众声音

综合本次调查数据以及对干部、专家的访谈结果,可以勾勒出官场“大忽悠”的清晰轮廓,画出其易出现场合以及易针对群体,进而总结出防止被忽悠的方法与对策。

“大忽悠”的常见表现:夸夸其谈,溜须拍马;不干实事,好大喜功;嘴上功夫远远强于实际能力,只说不做,自有一套忽悠体系与逻辑,能够自圆其说,且说话无底线、做事无原则;善于伪装,喜欢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只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工作,不会做“无用功”,见利就上,有任务则躲,不碰难题,遇事推诿扯皮。

“大忽悠”常出现的场合:上级领导周围——围着领导溜须拍马,虚报瞒报数字、问题;下属面前——布置不切实际的工作任务;同事之间——人浮于事,相互吹捧;群众身边——盲目勾画宏伟蓝图,上演官场“亲民秀”“政绩秀”;企业家面前——空头许诺,只招商不尊商;以及形式大于内容的会议、媒体宣传报道等。

易被忽悠者的特征:偏听偏信,对自身认识不清,喜欢听溢美之词;谋取个人私利,在升迁问题上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战略定力;不能独立思考,缺乏个人判断,不做调查研究、脱离实际。

区分“大忽悠”和真正有本事、能干事干部的关键:“大忽悠”只说不做假把式,真正有本事、能干事的干部实事求是;“大忽悠”把忽悠领导、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思考的重心是“利”,真正有本事、干实事的干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思考的重心是“人”和“事”。此外,“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区分二者不仅需要听上级对其的评价,还要多听同事、下属的评价,特别是其对口服务的群众的评价。有本事、能干事的干部将实惠给了群众,获得群众交口称赞,而“大忽悠”则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忽悠上,没有给予群众实际好处,群众对其评价不会很高。

防止被忽悠的方法:其一,提升政治素养,坚定理想信念,树立人民至上观念。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被忽悠的根源是信仰不够坚定,不记初心,只追求名利、享受被追捧的满足。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与忽悠隔绝的“避水珠”,能在根源上对忽悠说不。其二,清醒认识自己的能力,对自己有正确定位。不过高估计自己,具有批评反思意识,能听进去旁人的批评,善于发现自身不足,实事求是,正视自己的缺点,不断提升自我。其三,克服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强调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要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坚决斗争。”官僚主义也是官场“大忽悠”的滋生土壤,领导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不要把职位、职业等同于自己,区分“位子”与“人”,认识到权力不等于权威。其四,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到群众中去。工作不限于听汇报,要深入基层、多方调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不能走形式,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摸清现状,掌握某项政策的实际运行情况和效果,让官场“大忽悠”无所遁形。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赵鑫洋)

责编/杨鹏峰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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