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既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不能无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这意味着，中国会顺应世界大势，立足本国国情、文化和目标，不充当世界领导，但会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关键词】全球化 全球治理 国家实力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舆论关于中国的话题一直很多，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轮番登场，并且已经变换了多种版本。2017年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奉行“美国优先”“美国至上”及右翼民粹主义、经济保护主义等政策，颁布破坏自由贸易和限制移民的法令，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单边行动，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集聚到中国。目前，国内外流行一种观点：美国将要退出“世界领导者”的席位，中国将填补“权力真空”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快速走向世界权力中心。甚至国外一些学者已经著书立论，如加拿大知名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阿查亚就曾指出“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著书《东方化：亚洲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到以后》，表明对中国发展前景看好。那么，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加在中国身上的“领导者”光环？是欣然接受还是理性认知，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全球化深入发展要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经济全球化起因于资本的逐利和全球扩张，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孕育了经济全球化的萌芽，从地理大发现到全球化格局初成，到英国工业革命“世界市场”的形成，再到信息革命和世界一体化程度加深，无不是资本到处落户、四处安家、生产不断扩大的结果。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大提高了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使得国家之间的利益相互交织，形成“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非零和关系。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说的“钟摆效应”，即市场没有中庸之道，只有各走极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兴起，西方许多国家质疑全球化道路，美国不再高擎贸易自由化的大旗，出现“内顾型发展”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在扩大世界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和科技文明进步的同时，缺乏对资本的有效管控，导致出现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地位下降以及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依然深陷2008年金融危机的囹圄，经济处于下行期时，“蛋糕”不容易做大，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美国出现的资本和产业回流的“再工业化”趋势，根本原因在于国内资本的外扩力不从心和美国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未完成，而这也是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受国内民众支持的原因所在。
政治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旗号下，强行向西亚、中东、北非等地区的目标国家输出带有政治意图的“普世价值”，企图让非西方国家走西方所谓的“民主化”道路，将非西方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现“全球西方化”，结果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战乱不止、难民如潮、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社会动荡不安。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被殖民的国家“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更为吊诡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品尝到强势输出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模式的“恶果”，难民潮就是其一。这种改造者和被改造者都付出代价的局面恰恰证明了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利益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存。
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世界经济利益的非零和关系、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兴起、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民族主权国家权力的“销蚀”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全球共治，正在重构国际秩序。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变化，从根本上要求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变革。过去由大国主导的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中国客观上是否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2015年美国独立性的民间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做过一项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40个国家中，27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认为中国即将甚至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头力量。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观点，主要基于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权力大转移”和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
目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权重排名从世界第六位跃居至第三位。针对这种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实力正在下滑，并将被中国经济超越。在2001到2011这十年中，中国先后在进出口贸易总值、制造业产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各项关键经济指标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些现象意味着，进入21世纪，中国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赶超美国。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利特认为，美国在“全球实力”中所占的份额，不论以何种方式衡量，都处于下滑状态；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提升，使美国难以发挥其影响力。
具体何时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经济，歧见纷呈。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预测到2027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并预计2050年美国经济实力至少比中国弱10%左右；渣打银行2010年11月预测，到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据《经济学人》估测，到2019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执世界经济之牛耳。按照这些预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量化指标的确在缩小。问题是，中美两国经济量化指标的缩小，只是说明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并不决定未来的美国必定继续衰落下去。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认为，美国的衰落或国际地位的下降就只是相对的、横向比较的结论。未来美国的实力还将继续增长，并在20—30年内继续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中国实力，如何预测中国将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我们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确实令世界瞩目。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深受危机影响，对比之下，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受危机影响较小，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压舱石”。这种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的各项经济量化指标确实在缩小差距，或许在较短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总量等量化指标能够接近美国，但是经济领域量化指标的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会代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比较两国的经济实力，不仅要看经济总量（即GDP）的多少，更重要的是要看经济总量的构成。美国的GDP主要是由信息产业、航空航天航海产业、大型机械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现代农业等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构成，而中国现在的GDP主要由房地产、纺织业、玩具制造业、烟酒等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构成。经济领域量化指标的差距缩小并不必然意味着军事、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等其他方面实力的差距缩小，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具有多重性，不能以经济因素代替其他因素。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只能证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无法预测美国经济实力的未来发展趋势，美国未来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不是外部环境。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挑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调整任务，面临资源能源短缺、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等发展瓶颈制约，并且这些挑战并非全部在预料之中和可控范围之内。如此情况下，预测中国定将取代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至少是不谨慎、欠斟酌的结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中国最根本、最优先的任务是要埋头苦干、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强大起来的中国意欲何为？这是国际社会格外关注的问题，种种猜测种种舆论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不管是发展中国家善意的期盼，希望强大起来的中国能够充当“领头羊”；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意的歪曲和无意的误解，忧惧强大起来的中国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而另起炉灶，其实都不符合中国的发展目标。鸦片战争以来，自信、不屈的中国人民不断抗争，寻求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尽管中国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发展目标都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要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既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不能无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这意味着，中国会顺应世界大势，立足本国国情、文化和目标，不充当世界领导，但会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第一，积极倡导国际各作，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主义。中国力图通过积极发展与不同大国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实现各主要大国和集团之间力量上的大致均衡，牵制单极化倾向的发展。比如，中国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和联系频繁，通过各种峰会的召开，中国与一些大国之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以实现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大国集团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借重、既有摩擦又有协调的新局面。通过在多元国际社会中逐步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大国战略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发展，使中国处于一种比较安全和有利的地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第二，在坚持和遵循国际公认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也是实现共商共治的必由之路。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和改革者。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推动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世界各国平等地参加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多边公约，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规则制定时，其利益和意见能够得到充分尊重，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不平等地位，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第三，营造共商共治的文化氛围。全球化深入发展要求全球治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基本要求。全球治理体制的完善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除了推进世界多极化，为完善全球治理体制提供政治保障，积极推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还需要在文化舆论层面加强宣传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借助联合国、G20峰会等重要国际舞台，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在经济领域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在文化领域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由，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寻求实现共赢发展和利益共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黄平：《国际格局演变启示当代中国》，《参考消息》，2017年3月24日。
②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责编/贾娜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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