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12月28日，由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暨2017第四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年会”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成功召开。以下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毛寿龙的发言。
从单个人或者企业来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变化，本身就意味着信用，信用意味着是很难改变的。从集体意义上讲，你变了我不变，我是守信你是不守信的，我一直保持不变的状态，就是有信用。但是变化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改革创新就是要有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信用。相反，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和企业的信用，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治理和秩序维度来说，国家界定的抽象的可交易的权利给了我们很大的信用，而中国国内市场秩序的成长，参与国家市场秩序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升，其结果是我们的秩序维度的信用却大大提升了。所以，信用是有秩序维度的。与个人和企业的言行有关，而且与秩序维度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国家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如何界定抽象的可交易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得越多，市场秩序发展的空间越大，深度越深。其结果不仅大家的财富增加了，而且信用度也会大大提升。所以，改革开放39年的过程中，财富和信用增加了，经济也开始变成信用经济，社会也开始变成社会信用，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信用，重视自己的公信力，从治理和秩序角度来说，就是背后的抽象权利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在抽象权利发达的地方，一个没有多少信用的人，会被看成是有信用的人，如果在这个场合说话，说假话，会被认为是真的，他自己将受到说假话的惩罚。在抽象权利不发达的地方，一个人即使很有信用的人，也会被看作没有信用，尤其是在信用市场上，因为他拥有的可以变现的抽象权利非常少，不仅无法变现，也无法在金融市场获得更多的流动性，自然也与信用经济无缘。
信用社会不仅是来自于每个人和企业的守信言论和行为，更来自于秩序维度的成长。原始秩序维度的成长让信用社会依靠秩序维度来判断是否有信用，而与具体的行为并无多大的关系，因为在原始秩序里个人或者企业无论表现如何，我们都能知道他或者它是什么意思。国家秩序维度的成长，让抽象权利得以能够替代具体的无法流动的权利。市场秩序的成长则让抽象权利具有更多的交易空间和流动性，从而获得更高的价值，并让信用得以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