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传统“书写”方式的式微，出现了年轻人“提笔忘字”“失写症”等现象，在某些领域，“以拼音代替汉字”有增长之势。汉字的生存基础和空间在多方面遭遇侵蚀。历史悠久的汉字文化，似乎正在遭遇一个无可阻挡的历史变局。一些有识之士不免为之担心：汉字的生存与发展是否面临一场危机？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汉字危机确实出现过，但那是过去时了。“汉字拉丁化运动”是中国汉字遭遇的第一次（也应该是最后一次）真正的生存发展危机，当时汉字曾经命悬一线。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简单说，就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中国人由几千年先进文明而积累起来的民族自信心、优越感，被列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中国文明原来是领先于“天下”的，但此时为何却不起作用了？当时的人找原因、反思文化，于是认定：中国积贫积弱，文化科技落后，汉字是罪魁祸首。
1918年，北大国学门导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称“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由此发端，以废弃汉字为中心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在全国兴起。当时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如鲁迅、瞿秋白、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表态，支持汉字拉丁化运动。瞿秋白曾亲自操刀，制定了所谓的拉丁化新中文方案，《瞿秋白全集》中还载有他用“新中文”撰写的文章，那是没有一个汉字的“中文”，今天看来让人瞠目结舌。
“汉字拉丁化运动”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期，这是一次文化精英人士对本土文化核心构成作用历史反思的“集体失足”，也是对中国文字的集体误判。因为这场运动有当时国际流行的“普罗文化”（打倒贵族文化、倡导面向普通劳动者的大众文化）背景，在学理上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加上全民族焦躁痛苦、迫切求变的心理，所以，它几乎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得到了不同政治阵营的一致认可。然而，经历了历史的喧嚣，在岁月理性沉淀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汉字拉丁化”的不可能。
文字是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来说，统一的、持久延续的文字体系，是独特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工具，也是维系该文明继续繁荣发展的纽带；而作为该文明浑然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字与其所承载、衍生的哲学、思想、文学、历史、艺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汉字和中国艺术，如诗词、书法、篆刻、楹联等，其独特字形构成了这些艺术的基本元素；若无这一基石，中国艺术的这些门类将不复存在，千年造型艺术史将瞬间灰飞烟灭，化为一片空白。因此，汉字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从政治地理学意义上说，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有较大的地方语音差异，民族的凝聚、国家的构建和社会的组织、运行，舍音形意合一的汉字则无由达之，这也是数千年中国历史已经予以证实的。历史上中国文字没有走向拼音化，是客观历史环境和条件使然。中国汉字保持千年不变，是中国历史的自然选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
正因为有十三亿国民的普遍共识，有科技工作者在汉字信息化处理技术上的奉献和突破，有汉字自身所具有的强大优势，所以在信息化时代，即便生活书写已键盘化，但对于生活中出现某些年轻人“提笔忘字”等现象，亦无足为怪。挺过了二十世纪“汉字拉丁化”的惊涛骇浪，劫波过后风浪平，剩下的小风小浪，都不足以构成危机、撼动国本了。
文化是文明的载体，文字是文化的工具；一国文字在一国文化中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因此，一国文字的兴衰，实则是一国命运浮沉的缩影。汉唐时代汉字如何承载中华文明走出去的使命，先祖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东风，汉字文化的复兴，曙光在前；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汉字国际化传播“梅开二度”的时代，终将到来。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参考文献】
①钱玄同：《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4卷4号。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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