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地名发生巨大的撞击，火光四溅，石破天惊，掀开了历史的全部记忆。
塞罕坝，蒙语原意为“美丽的高岭”，自古拥抱着一片浩瀚的原始森林。多少年之后，那里海拔最高的山却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光顶子山”。令人惊骇的山河之变以及所有的惨痛、教训和意义，都在这两个地名的撞击中森然站立起来，刻写成一道警示。也因此，我的塞罕坝之行成为“寻找家园之旅”。是呵，人类的先祖抱着婴儿带着孩子，最初就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并依靠森林的滋养与呼吸开创了属于人类的伟大纪元。森林就是人类的奶娘。而今，我们对于古老家园的记忆、留恋和乡愁还在吗？人类童年时的花冠和母亲肩头那个漾满溪水的陶罐还在吗？我们从小就迷恋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木格楞小房还在吗？这一切已遥远得不知去向。没有了森林，人类就丢失了家园，孩子就丢失了童话。我们必须找到森林和她的全部故事。
在塞罕坝，一天天的寻觅与遥望，一次次的震撼与感动，一回回湿润了我的所有路程。告别时，一颗心掏空了全部。郑重放在大地上，弯成一道深情而虔诚的投影，我的灵魂，向着塞罕坝的启示与意义，向着大自然的苍茫与美丽，向着历史的血脉与温度，长拜，匍匐。
历史——
从一棵“功勋树”开始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与中国十大沙漠之一——内蒙古高原上的浑善达克沙地接壤。地貌以高原和山地为主，海拔最高近两千米。历史上，这里森林广布，水草丰茂，鸟兽出没，气候温润。清王朝曾将这一带设为皇家猎苑，人称“木兰围场”，百姓禁入。几代清帝每逢夏秋时节都带着王公大臣、后宫嫔妃和大批八旗精锐北出承德，来此避暑狩猎。1840年以降，经历了屈辱的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日薄西山、大厦将倾。国库空虚，皇上无心游乐狩猎，遂于1863年下旨将木兰围场开禁放垦。很快，斧头与大锯、征伐与荒火蜂拥而入。进入20世纪，中国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民生艰难，又遭日寇多年掠夺，人们惊恐地看到，塞罕坝的大森林排山倒海般地倒下了，沙尘暴遮天蔽日地站起来了。没了森林的保护和滋润，大地沙化，气温骤降，最低温度达到零下四十三摄氏度，年平均气温至零下一点三摄氏度。悲乎！不足百年，“美丽的高岭”便梦碎荒原，沦落成“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苍凉大漠和一座座乱石嶙峋的“大光顶子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生态之痛。1956年，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口号。从此，重整山河，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中国领袖率先垂范和持之以恒的国家行动。
1961年10月，塞罕坝已是冰天雪地。林业部国有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后为林业部副部长）、三十八岁的“老革命”刘琨率队前来考察，进入茫茫荒野，无路无车，只能骑马。回程路上，刘琨忧虑地说：“这里海拔接近一千五百米，北京海拔只有四十米左右。沙尘暴刮到北京不是扬过去的，而是居高临下，成百吨成千吨砸下去的。如今北京的老城墙都拆了，城区无遮无挡，风沙天越来越多，这种状况必须全力遏阻，尽快改变，否则首都早晚被黄沙吞没。”
当地干部摇头叹气：“老天爷的事情，咱们管得了吗？”
刘琨十七岁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人难免脾气火爆。他大眼一瞪，说：“共产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就得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
在场的人当笑话听了，无不哈哈大笑——今天证明，刘琨说对了。他接着说：“防沙防风的唯一办法就是种树固土，把森林恢复起来。中国五行说‘土生金’，没土哪来的金？如果大风把表土都刮跑了，沙漠直逼北京和中原，不要说老百姓的日子没法儿过，新中国还怎么面对世界啊？”
刘琨的考察报告惊动了中南海。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下决心拨出一笔巨资，在河北北部开展大规模的防沙造林。林业部随即召开专门会议，商定调集一批精兵强将，在塞罕坝等荒漠化严重的地方筹建五个大型机械化林场，以弧线方式构筑一道保卫北京、造林固土的防线。
“土生金”——我们的老祖宗说得太对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寸土寸金的家园。无土何以为家？无土何以立国？土就是我们的家国之基。但年复一年、愈演愈烈的荒漠化，把我们的沃土不断刮到千里之外、冲入江河湖海。2017年8月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出一则报道称：“去年，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的科学家分析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尘土成分……他们发现，尘土中的一些物质来自中国戈壁和蒙古，另外还混杂了加州中央谷地的尘土。该研究不仅有助于解答专家的以下问题，即内华达山脉充斥着红杉和松树的针叶林如何在缺少养分的花岗石地区生长了数十万年，也能解释它们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
换言之，就是从中国戈壁大漠刮走的滚滚风尘“养活”了美国森林！
青年毛泽东曾就中国革命的前途发出一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就生态保护而言，我们仍须面对和回答这惊天一问。
1962年3月，一群身穿羊皮大衣、足登毡疙瘩的汉子顶着凛冽寒风，趟着没膝深的积雪来到塞罕坝。白天，他们搭起了第一个窝棚；夜里，他们点燃了第一堆篝火。这一切都是有历史意义的——他们的行动标志着林业部规划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篝火旁，除了年轻的场部秘书，还坐着林场的第一任领导班子成员：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党委书记王尚海，场长刘文仕，毕业于北大的技术副场长张启恩，当过副县长的副场长王福明。他们议定：开春就干，没有树苗先跟外地借，机械没到人工先上。4月下旬，春天来了。四个光杆司令扛着铁锹，率领收编的地方林场员工和周边人民公社的数百名社员，举红旗牵骡马，呼呼啦啦开进荒原，打响了改天换地的第一仗，二十几天造林一千亩。瞧着绿油油的小树苗一排排站立在新土上，王尚海拿旧军帽抹抹额上的汗，喜滋滋地说：“二十年后保准站起一片好林子！”
没等到二十年后，仅仅二十多天后，九成以上的树苗都蔫头耷脑枯黄了。王尚海气得嗷嗷叫：“娘的！我就不信这个邪，明年再来！”按老习惯，他发火时常把桌子拍得山响，但在塞罕坝他改了，不拍了，因为窝棚里没桌子。
9月，让领导班子最为振奋的是，林场第一批新生力量乘着数台大解放卡车到了，那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七十二名大中专毕业生。后来他们与二百四十二名当地职工并肩奋战，成为塞罕坝林场第一代创业者。那时的共和国，还笼罩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愁云惨雾之中，缺吃少穿，人们面黄肌瘦，骨头撞得荒野大漠叮当作响。冬天喝雪水，夏天喝发黄的地下浅表水。一天两顿饭，长年没青菜。入冬大雪封山，职工大半年被困在山里，没电没路，没广播没报纸，完全与世隔绝。晚上想看书或记点儿什么，只能点小油灯。睡觉时要戴皮帽子，早晨起来，眉毛胡子、帽子、被头结一层白霜，铺的毛毡冻在炕席上，卷起来得用铁锹慢慢铲。天天跑荒原穿草莽，衣服被剐得千疮百孔，不会缝补的男人就用线绳把窟窿扎起来，远看活像一只只大刺猬。一年冬天，一位母亲抱着发烧的婴儿乘车去县医院看病，因为怕孩子冻着，一路把孩子包得紧紧的，到了医院打开小被子一看，孩子捂死了。所有的苦啊痛啊难啊累啊，都可以咬牙忍着，最难忍的就是思亲的眼泪。送到坝上的家书一到就是一捆儿，读到爸妈关切的字语，心都碎了，这个哭那个也哭，最后全宿舍的小子都跟着号啕大哭。不过，回信中他们绝口不提林场的艰难困苦，最后一句话总是：“一切都好，请爸妈放心！”
1963年春，林场第二次造林一千二百四十亩，成活率仍不足百分之八。连续两年的失败让塞罕坝人灰心丧气，一些人觉得塞罕坝是一片“死亡之海”，没救了。造林没希望，环境又恶劣，投资也不足，林场干脆解散算了，“下马风”一时刮得人心惶惶。
塞罕坝向何处去？成为悬在人们心中沉甸甸的问号。
一天，场部说要开中层干部会，两台大解放拉上大家就走。往常开会都在大食堂，这回是去哪儿啊？干部们好纳闷。一个多小时之后，车到了林场东部的一片荒原。放眼一望，四野空旷，荒草萋萋，只有离车不远的地方立着一棵高大的落叶松。场领导把大家引过去，围着那棵松树站定。党委书记王尚海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一个特殊的现场会，主题就是这棵老松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