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雄安新区，既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经济存量，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对于雄安新区，学术界持有不同看法。一些所谓的唱衰，无非就是从沿海、沿路、临水等角度看，雄安新区不具有优势。按照以往新城设立原则，沿海可以收对外开放、畅通贸易之利；沿路可利用现有的交通设施，保障人员与货物往来；临水可形成水城交融之势，保障城市生产生活持续运行。的确，雄安新区不沿海、不沿路，又处在时有旱象的华北平原，但笔者恰恰就属于唱好派。
首先，沿海沿路布局并不成为现代新区建设的首要考虑。这是因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新区建设的要求不同。在对外开放初期，建立外向型产业基地是时代需求，当然需要选择沿海港口。但在转型升级成为国家重点时，新区设立就不以货物贸易往来为导向，选择港口并不是必要条件。同时，建设联通雄安新区与其他城市的交通连接线、加大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资金上、技术上、能力上都不成为障碍。现在不沿路，不等于未来难行路。
其次，水资源不成为雄安新区设立的制约因素。华北平原固然缺水，但雄安新区依托白洋淀，一池湖水可以解决雄安的生态用水；适当扩张白洋淀汇流区，并在雨季增加库容，可提高用水保障度；南水北调工程增设向雄安的输水管道，可对新区适度补水；华北夏秋之际多雨云，可人工增雨，等等。即使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存在，以用水需求否定雄安新区设立的依据也不充分。新区建设的出发点是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把部分经济社会活动由北京疏解到雄安，其用水需求也只是在华北平原地域上做了简单位移，究竟是有利于解决水的问题，还是不利于解决水的问题，一目了然。
当然，过度解读雄安新区也无必要。近期对雄安新区之“定位”，似乎成为一道学术界的抢答题。笔者以为，“定位”二字大有讲究，有些城市一开始定位是什么，最终依然会是什么，有些城市一开始定位不是什么，演变到后来可能会是什么。关键在于，城市“定位”具有时效性、可变性，甚至具有权力偏好性，但也并非没有约束性。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的“省会城市”两度定位“保定”，但最终既未“保”住也没“定”下，最后省会城市落脚“石家庄”。正因如此，澄清雄安新区“不是什么”十分有必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决策，无论“副都”还是“迁都”都意义重大、牵涉面广，党中央不会仓促决策。因而，在当前情势下，明确“迁非”而非“迁都”意义非凡，中央不会让“迁都”“副都”说扰乱新区建设大局。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雄安处于一个以北京为顶点、以京广、京津两条轴线为两翼的扇形三角展开地带，可接受各大城市的辐射和扩散，便于和主要城市沟通、交流。尤其是，在首都以南设立雄安新区，就是要建立一个相对于北京的“反磁力中心”，明确疏解工作的头与尾、本与末，抵消北京吸引力，增加雄安新区对资源与要素的吸引力，既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经济存量，还使疏解成本不至于过高，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雄安新区虽位于河北境内，但为党中央、国务院设定，而非河北省自定新区，政治地位相对超然。在雄安新区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会议，就既无“主场”“客场”之分，亦无“龙头”“龙尾”之争。笔者甚至以为，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机构放在雄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配套建设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既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也兼顾雄安新区各时期发展建设的思路性、对策性方案，也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着墨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