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造成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和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未来几年中国对外贸易恐怕仍将维持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希望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或2012年前的高速增长势头的可能性不大。
【关键词】对外贸易 TPP 中美经贸关系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贸易的原有增长态势。危机期间，全球贸易下降了17%，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衰退。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反弹，但之后马上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一方面，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明显滑落，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年均增长速度不到3%。另一方面，虽然全球经济处于缓慢复苏过程中，但自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已经连续5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二战后以来，除个别危机年份，全球贸易的增长一直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一直呈稳步上升趋势。危机之前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贸易自由化导致的贸易壁垒的不断下降，以及技术进步导致的通讯和交通成本的降低等有利因素，但如今这一常态被打破。
造成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和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又可以分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供给方面看，金融危机对全球信贷与融资市场的影响从供给层面会影响出口。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大量金融工具几乎陷入失灵的困境当中，大量企业突然面临融资约束，从而增加了企业供给层面的成本，最终导致国际贸易受到损害。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阶段，金融体系仍显脆弱，出口企业面对的融资环境仍很难根本上改观，出口能力有待提升。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周期性因素当中对全球贸易影响最大的当属需求因素，需求低迷才是造成全球贸易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对发达经济体的冲击最大，尤其是欧元区表现最为明显，欧元区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欧洲经济的衰退和之后的复苏滞后，对全球贸易的低迷造成很大影响。2012年后，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大宗产品价格下跌，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逐年下滑。可以说，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导致需求动力不足，是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
需求因素虽然可以解释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为何明显低于危机前的增速，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贸易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现象。因为从需求角度看，贸易的收入弹性是大于1的，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应地贸易增长要大于一个百分点。有学者对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的收入弹性进行估算，发现虽然目前贸易收入的弹性较危机前有所减低，但仍明显大于1，这样来推算，金融危机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贸易的复苏也应该快于经济复苏速度，但事实正相反。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
首先是贸易结构。当前国际贸易以制成品为主，在制成品贸易内部，投资品和耐用消费品又占据了绝大部分。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品和耐用品的下降幅度远高于其他商品，耐用品贸易的下降是导致全球贸易衰退的重要原因。危机之后，需求的反弹作用在耐用品与投资品上又产生延迟反应，对此类产品支出增加的比例要低于总收入的增长幅度。由于国际贸易越来越集中于此类产品，因此贸易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为可能。
其次，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国际生产分割也被视为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此次全球贸易增长低迷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在同一时间均出现出口与进口的增速下滑。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找到同时性因素，这一同时性因素与国际生产分割导致的中间品贸易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分工深入至产品内部，逐渐形成了生产工序的国际化，以及所谓的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国际生产分割导致零部件、半成品这类中间品贸易的兴盛。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功于中间品贸易。但是，国际生产分割体系逐步将各个国家的生产体系联系在一起，使得任何国家与经济体的供给与需求均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供给与需求，这就导致大国一旦出现巨大需求波动，势必产生全球性的贸易大波动，而且这一波动具有同时性。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之外，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将全球贸易增长低迷与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经济复苏的缓慢，可能会刺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阻碍全球贸易的发展，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但是，相比大萧条时期，此轮贸易下滑的原因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大萧条期间，各个经济体均采取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大幅提高了关税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而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复苏期间，总体上看，关税水平的上升幅度是非常轻微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多年来各国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而且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的国际分工模式下，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会损害他国的利益，同样将损害本国的下游企业与本国的跨国公司。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影响全球贸易的主要因素。
全球贸易增长乏力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有所下滑
不考虑汇率变化的影响，除了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受金融危机冲击，出现了16%的负增长以外，2012年以前，中国出口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2012年以后，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开始急剧下滑，并且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15和2016年更是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可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化与全球贸易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虽然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滑落，但中国出口占世界货物贸易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上升，由2012年的11.0%上升至2015年的13.8%，明显高于位列第2、3位的美国（9.1%）和德国（8.1%）。这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主要受外部需求的影响，但所受到的外部需求冲击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应该是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突出表现。
从出口市场分布看，美国和欧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2016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额分别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3%和16.2%。近年来，中国出口市场日益多元化。发达国家内部，中国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份额在下降，只有美国市场份额不降反升。与此同时，东盟、印度、拉美和非洲等市场对中国出口的贡献均有所上升，尤以东盟最为显著，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5年的7.3%上升到了2016年的12.2%。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也再次印证了外部需求因素的重要性。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已经取代加工贸易成为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2005年加工贸易的出口份额为55%，而一般贸易的出口份额为41%；2011年，一般贸易的出口份额首次超过加工贸易；到2016年，一般贸易的出口份额已增长至54%，加工贸易的出口份额下降到了34%。贸易结构方面，中国出口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95%以上。2015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工业制成品总出口的18.6%，仅次于欧盟，居世界第二位。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在办公及通讯产品、纺织品、服装三类产品的出口中尤其突出。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的时期内，中国对外贸易也将面临大多数国家所面对的共性问题：外部需求乏力、贸易收入弹性的下降，以及短时期内的结构性问题难以改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对外贸易恐怕仍将维持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希望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或2012年前的高速增长势头的可能性不大。短期内，从需求方面看，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仍较为看好，加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了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之后，2016年基本触底（尤其是俄罗斯和巴西），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大可能止跌回升。从这些利好面看，结合中国主要出口市场近年来的变化趋势，笔者预测2017年中国出口将有很大可能开始触底反弹。
虽然外部需求是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因素，但从供给方面看，政府仍有必要对国内企业给予一定的支持。目前中国在国际市场最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为主，在劳动成本不断上涨的现实下，减轻企业其他环节的生产成本是需要政府认真考虑的。特别是，政府应当对私营企业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私营企业2005年占中国出口的份额仅为15%，到2016年已经一路飙升至44%，接近2005年的3倍，基本上与外资企业平分秋色。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经历了显著下降：国有企业的出口份额从2005年的22%跌至2016年的10%，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也下降了将近15个百分点。毫无疑问，未来私营企业将成为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最大动力。
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程度有可能会加剧
1934年的《互惠贸易法案》奠定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石，即“公平贸易”（Fair Trade）。战后以来，美国在推行所谓的“公平贸易”方面可以说是多管齐下。早期，美国主要通过其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不断削减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关税。美国还利用其势力，将多边贸易自由化延伸至传统贸易政策之外的一些美国具有明显优势的领域，如金融与通讯部门、与投资有关的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随着多边贸易谈判参与方的不断扩大和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相对衰落，美国通过多边主义方式推行其贸易政策的阻力越来越大，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除了多边主义之外，美国开始借助区域主义和单边主义，推行其贸易政策理念。美国由最初反对区域一体化的态度转变为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如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同时，为打开一些贸易伙伴的国内市场，以对方对美不公平贸易为借口，威胁采取贸易报复的手段，迫使对方就范，臭名昭著的系列“301条款”就是美国典型的单边主义做法。
TPP是美国为主导未来全球贸易规则，将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排除在外的一个产物，更多地体现了地缘政治色彩。特朗普一上任就做出美国退出TPP的决定，这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将中国排除在游戏规则之外的企图暂时破灭，但另一方面，这是否又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将更多具有单边主义色彩？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未来两国之间“短兵相接”的机会将大大增加，贸易摩擦程度有可能会加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在减少，但唯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扩大趋势，贸易不平衡历来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热点之一，未来也难以避免。
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看，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非经济因素包括党派性、内阁组成以及利益集团等。其中，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无论在国会立法，还是权力委派（如反倾销、反补贴）方面都是如此。从小布什政府开始，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或实施过程中，利益集团的作用呈上升趋势，并且利益集团也在不断发生分化。原先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是一些劳工组织和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原则组织，工商组织大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近年来一些代表中小企业的工商组织也加入了游说对华贸易保护的行动中。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内阁成员的陆续出台，其“美国至上”的理念将可能得到更多的体现，从而在政策制定上更易受国内利益集团的左右。
正如前文提到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分工的不断深化，将会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扩散，任何的贸易大战或贸易报复的升级都会造成“两败俱伤”。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以及其内阁成员中诸多经商背景的人选，意味着他们既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高度敏感，又深谙讨价还价之道。与外交、军事领域相比，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维持“斗而不破”更有可能成为“均衡”状态。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新华网，2017年1月24日。
责编/张寒 美编/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