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的前提是识人。不能识，如何用?识之有偏、有误，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为“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
治国理政，人才为本。“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用人的重要性，自古而今可谓至深至明。然而，知人之难乃是古今治理的第一大难题，如司马光所言“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从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看，这一难题始终都没有“最优解法”。了解历史上的识人之道，对于我们今天做好人才工作大有启发。
推荐与明察
古人尤其是君主用大贤的，多重他人推荐、自己明察，或这两种办法组合使用。倘若君主不加详察，他人荐贤往往就会私恩盛行，而致庸人塞路。但当面详察，要求用人者本身就很贤明，有雄才大略。他们往往思考治理难题夜不能寐而求之于人，若所答能令己茅塞顿开就会引为高贤。历史上，齐桓公之与管仲、秦穆公之与百里奚、秦孝公之与公孙鞅，都有所谓三天三夜长谈的故事。但若为庸主，即便是贤才他也不鉴识，有贤能他也不善用，而贤才也会弃他而去。比如鲁庄公之于管仲、魏惠王之于公孙鞅、项羽之于韩信、袁绍之于荀彧。
刘邦用人尤其注重在实践中看实绩。萧何、周勃，起事时就在一起，可谓知根知底。张良、陈平是后来投奔，刘邦也是见到他们谋略的效用才逐渐起用的。刘邦甚至不太相信引荐这种方式，他不想把无能之辈用到官位上空享爵禄，即便如萧何这般重臣所荐，他也未敢轻信。萧何就多次向刘邦推荐韩信，但总不予重用。以致萧何追韩信，才触动刘邦，最终答应让韩信当大将。但在设坛拜将之后，刘邦还要一试韩信有无真本领：“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刘邦听了韩信的一番话方大喜，才“自以为得信晚”。
民意怎么听
借助人才的名声与业绩考核的办法可以识别人才。然而，司马光指出过这种方法的弊端：“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意谓靠舆论的毁谤或赞誉，就会有个人的爱憎感情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而用功劳簿进行考核，就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千载以下，可谓至理。
战国时期的齐威王甚是明察。他曾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却是田土开辟整治，百姓安居乐业，官府平安无事，东方十分安定。“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便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万户俸禄。又召见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察看，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当初赵国攻打鄄地，你坐视不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不闻不问。“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当天，齐威王下令煮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臣僚们毛骨悚然，不敢再弄虚作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强盛的国家。
这说明，完全靠名声评判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考察干部，重视哪个群体的意见，很关键。如果只是听自己身边人的意见，觉得这个人行，那个人不行，看似身边人与考察对象没什么关系，却往往在实际上大有干系。作为领导者，最忌通过自己身边人的臧否，来判定谁可用谁不可用。
对不同范围的民意，孟子早就说过：“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里，孟子提示了一个更大范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广大群众。
绩效怎么考
三国时期的魏明帝痛恨浮华之士，对吏部尚书卢毓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于是让散骑常侍刘卲制定考课法，刘卲制定了《都官考课法》72条供百官讨论。
群臣对这种考绩之法，多有非议，傅嘏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这种考绩是治国的细微末节，“本纲不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结果久议不决，事竟不行。
的确，这种考绩的具体工作繁琐庞杂，最后形成分数，多一分者就比少一分者优秀?当然未必，而且很容易被用来作弊徇私。
司马光就此事写过一段很长的议论。他认为识人之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意谓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属下能否胜任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就会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这个道理很有现实针对性，也比较在理。
司马光认为，“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其核心意思就是，内心正，根据属下的实绩来选人，肯定能选好。他认为，选人这种事，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要用自己的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怎么能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交给职能部门去做呢?今天看来就是，对于一个单位来说，可以听取别人意见，但主要领导者最后要拿定用人主意，不能全部交给组织人事部门去做。
司马光也指出了一种用人的实际：“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他认为，如果用人者凭喜好怒恶来选人，听别人意见毁誉各半不能决，考核事迹又文书具备却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这样即使制定再好的考核办法，也得不到真实情况。
司马光的看法是，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刺史又居于一州之上，九卿居于属官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就不会有什么烦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