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张雁
嘉宾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欧阳峣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资深教授 德怀特·帕金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龚六堂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经济学家 万广华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未来五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怎样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发挥中国的大国优势，增强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是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学家思考和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本专刊特邀请欧阳峣、帕金斯、龚六堂、万广华四位学者展开讨论。
欧阳峣
主持人：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仅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有的甚至降为低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的报告由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吗？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和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帕金斯：“中等收入陷阱”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菲律宾和7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国家，当时都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目前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发展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从具体现象来看，有的国家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自然资源，而这些自然资源的价格波动很大，当价格较低的时候，增长就会放缓或停滞；有的国家主要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这种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消失，也会导致经济的衰退或滑坡；有的国家是由于政治不稳定，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或与邻邦的冲突，导致经济停滞；还有的国家是由于政策失误，没有处理好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出现了经济萧条。
欧阳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时发现，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率呈U字形，即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都有着优秀的增长表现，而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经济增长则相对较慢。应该说，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其中蕴含着经济增长的规律。
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解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是通过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获得了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了比较利益，通过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了后发利益。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这些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逐步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停滞。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假如没有以技术创新为依托的新增长动力，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
在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中，既有日本和韩国成功的经验，又有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失误的教训。总结成功的经验，主要是：实行“技术立国”战略，通过引进、模仿和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尽快走上自主创新道路；实行“教育立国”战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要说失误的教训，主要是产业结构落后、创新能力不强、社会分配不公、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偏差以及泡沫经济造成的金融危机。
龚六堂：梳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有许多后起国家由于遭受了剧烈的外部冲击（如一些东南亚国家），或由于不适当的国内政策（如一些拉美国家），导致没有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成功进入到高收入阶段的案例非常少。
说起成功国家的经验，主要是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强调“技术立国”，鼓励创新，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政府强有力的引导作用。说起不成功国家的教训，主要是发展模式没有很好地实现转换，没有通过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动荡，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并且政府宏观调控出现了偏差。
万广华：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经济学界众说纷纭，我认为其本质是关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主流经济学涉及较少，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只能描述增长的必要条件，对增长的充分条件的描述几乎是空白。有的学者实际分析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例如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生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等。根据我的分析，技术进步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