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器皿纹饰作为抗战宣传的重要媒介之一，担当起宣传、教育、发动大众等职能。文章以建川博物馆藏抗战时期生活器皿纹饰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文献研究、田野调研并结合图像学方法，探讨了抗战时期生活器皿抗战题材纹饰的分类、特征，透视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抗战时期生活器皿 纹饰特征 建川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缘起及理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大批从事生活器皿艺术的人们和所有拿起刀枪的战士一样，为了民族的生存英勇地战斗着。他们制作“抗战救国”等纹饰生活器皿，以器皿为载体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成为抗战宣传的重要力量。本文以抗战时期生活器皿纹饰为研究对象，以建川博物馆藏抗战时期生活器皿为例，结合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通过正向扫描与逆向推理的研究逻辑体系，探索这一时期生活器皿纹饰的时代特征及文化内涵。
《图像证史》一书的作者彼得·伯克在该书中指出，图像作为一个时代的视觉印痕，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证据形式。生活器皿作为日用品与文化载体而存在，可以从它器型的款式，纹饰的题材、内容，题词、题诗或款识上，看到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铭刻在器皿上的时世感慨，是各个历史时期真实的社会记录和历史根据。
法国艺术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写到：“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①“形势”与“精神状态”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因而“艺术品”应有其相应的历史价值。抗战时期的生活器皿虽小，但形成其纹饰的“形势”背景文化很大，作为一个“时代的视觉印痕”，其“精神状态”的内涵极其深厚。在抗战这段烽火连天的特别岁月里生产使用的生活器皿已远远超出器皿的基本使用、装饰功能，成为进行抗战救国宣传的特殊载体，其纹饰也因此体现出特定的社会状况、艺术风格、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具有很强的认识价值与史料价值。在当下，对这种“具有民族智慧的造物思想”的归纳提炼和对民族文化的“回溯”和“解读”并挖掘抗战记忆是时代的需要。
纹饰造型分类
建川博物馆馆藏的抗战时期生活器皿文物主要陈列于抗战系列的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川军抗战馆中。通过田野调研，在抗战系列四大馆中收集的抗战时期抗战题材纹饰生活器皿共计124件（套）。
经系统分类归纳整理，建川博物馆藏抗战时期生活器皿包括瓷盆、瓷罐、瓷碗、粗陶碗、瓷杯、瓷碟、瓷盘、瓷壶、瓷缸、砂锅、铁桶、瓷坛、瓷筷笼、瓷瓶、瓷笔筒、竹笔筒、铜酒壶等品类，以陶瓷器、竹器为主，也有少量铜器、铁器。
表1：建川博物馆藏抗战时期生活器皿纹饰分类表（作者绘制）
笔者对采集到的抗战时期生活器皿按纹饰类型、内容进行分类（见表1），可以发现：抗战时期生活器皿的纹饰类型主要有两类：一类为组合型，以传统仁人志士、神话人物、山水、花鸟以及飞机大炮等图形结合“抗战文字”组合呈现；另一类为单一型，以“抗战宣传口号”的文字为内容直接书写于器皿上。
通过纹饰内容可看出其与自然、社会、历史、文化间的对应关系，或借传统仁人志士等传统题材借古说今，或以山水图景映射急需“还我河山”的现实境遇，或直书“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感召民众凝聚团结抗战的力量，或呼吁“提倡国货”积极开展经济抗战以致全面抗战……
总之，纹饰题材主题鲜明，表现内容广泛，形象生动醒目，集晓谕、鼓动、讽刺、揭露、鞭挞于一体。另可见纹饰造型题材与内容并非由人们大脑中幻想出来的，而是来源于频繁战争的时代大背景，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时代主题，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特定抗战时期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的心理和民族情结，也凸显了特定历史时期造物的典型“精神状态”。可见造型从视觉到精神转换的感召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展现出巨大力量。
纹饰特征解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在特殊的抗战历史时期孕育出了特定的抗战宣传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衍生出的生活器皿纹饰也承载着这段特殊时期的文化内涵。综合分析采集的生活器皿纹饰，可归纳出其作为抗战宣传文化特别形式所具有的纹饰特征，即历史的传承性、主题的时代性、文化的普适性和史实的记录性。
历史的传承性。“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并因为中华民族的自觉、自省与自强不息而发扬光大，因而审视其历史传承性，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在要求。”②生活器皿纹饰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交融，纹饰通过题材、内容、工艺技术等手段将历史积淀的审美标准和民族精神世代相传。精神制约内容、内容反映精神，不同时代的精神需求使得器皿纹饰有着不同的题材主题和表现内容。
抗战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其特殊性，正值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者间进行生死存亡斗争的特殊时期，民众普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产生了民族团结抗战、抗战胜利等共同心理，随即体现于器皿上。
这一时期生活器皿纹饰体现了极强的继承历史文脉特征，主要目的是借古说今，内容表现为借传统仁人志士和民间神话形象抒发抗战情感。
器皿上运用传统仁人志士形象或民间神话形象装饰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这种化作抗战形象代表的仁人志士和神话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传播功能和强大的信码效应，其主要根源在于它承载着社会特殊时期、各阶层民众的共同抗战心理愿望。
抗战时期不论传统神话题材如“钟馗打鬼”，还是仁人志士题材如“木兰从军”，均广泛运用于各类生活器皿的纹饰装饰上，以一种与时代生活气息相适应的方式使民众形成积极抗战的决心。
如藏于建川博物馆中的“钟馗打鬼”瓷杯，瓷杯上的钟馗高大威猛，是中国抗日军人的体现。另绘有两鬼，一鬼坐在地上待诛，另一鬼则躲于石后，两鬼神情惶恐，这里将两鬼比喻为“日本鬼子”。瓷杯正面落款：“紫面蓝袍鬓插花，驱邪降福仰卿家。而今到处妖魔厉，切莫宽容纵放他。子聪课长清玩，万仞赠于浮梁军次，黟山樵子大凡王并题。”该瓷杯由著名“珠山八友”之一的艺术家王大凡先生制作，是陈万仞将军赠予子聪的。
传统神话形象或仁人志士人物的代表性符号从出现到现在，集抒情需求与文化寓意于一体，造型内容日臻完善，经过历史的不断更替，历久不衰，成为极具民族特色、深入民心、群众基础极为深广的艺术形态。
主题的时代性。“从人类的文明史看，一定的文化（狭义的）凝聚着民族的历史、时代的特征和特定的制度基元。”③因而把握抗战时期生活器皿纹饰的“主题时代性”特征是研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客观需要。由于频繁的战争激发了生活器皿制作艺人对抗日救国的热情，他们将视野转向对中华民族危亡和广大民众生活的关注，以画笔、刻刀等工具为武器在生活器皿表面题写、制作抗战宣传口号等抗战宣传纹饰，使抗战时期生活器皿纹饰的内容、题材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联，生活器皿纹饰一时出现了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为题材的新局面，形成鲜明的时代主题特征。
生活器皿纹饰不论以传统仁人志士为描绘对象抒发抗战之情还是表达中华民族“勿忘国耻”、“铁血救国，抗战到底”、“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上下同心抗战到底，军民一致团结向前”、“抗战必胜”等题材，大多都采用彩料直接将文字或图画题、绘在茶杯、茶壶、茶盘、砂锅、饭碗、花瓶、笔筒等器皿上，力求在内容和题材上更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并触及人们迫切关心的民族奋战到底的现实问题，以便时刻唤醒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达到最大发挥动员抗战宣传的作用。
如建川博物馆中的“抗战建国”紫砂陶汽锅，锅盖上醒目书写着“抗战建国”四个大字，锅底刻有“建水向逢春制造1940年”款识，锅盖上的“抗战建国”大字似乎在暗喻只有取得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才能使身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有饭可吃过上温饱幸福的生活，可见其表达了民众对抗战建国的现实渴求，也折射出抗战时期生活器皿纹饰表现主题的时代性特征。
文化的普适性。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没有普遍而深入的抗战宣传以动员群众共同抗战，就无法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④动员群众需要坚实有力的宣传，宣传要深入到各文化阶层民众中又需要足够普适性的可靠方式。
在抗战的历史大革命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广大生活器皿制作艺人毅然走出流派与门类的分争，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阵营中，他们为适应抗战救国的时代需要，不再以单纯的艺术创作为目的，而是把宣传鼓舞抗战相关内容融入到器皿纹饰创作中，并在各种不同材质、不同器型的生活器皿上进行创作宣传。
在这个时期，宣传抗战的生活器皿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庞大，以最适宜的方式融入到了民众的现实生活，传达出最直接而且最有效的抗战宣传信息。生活器皿上的抗战宣传纹饰类型多种多样，有单纯文字宣传类，有图文结合宣传类。在文字宣传类中有提倡国货，号召全民统一抗战，鼓舞士气杀敌救国等题材类别，在图文结合类中，有借传统仁人志士形象感召民众抗战热情等题材，不管什么内容均形象直白地表现出活生生的现实需求状况。
类似这样由器皿艺人为抗战宣传特别制作的生活器皿，既满足民众日常使用功能，纹饰又带有很强的大众化语言，文化的普适性较高，能激发民众抗战的激情和爱国的信念，在战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史实的记录性。抗战时期的部分生活器皿，是作为抗战将士为纪念抗战事件、抗战经历而定制生产的，因此其纹饰直接见证了抗战历史，具有历史真实事件的记录性。
其一，表现有关抗战的政治事件的纪念纹饰，如“庐山受训”瓷壶，壶身写有“庐山受训二十六年七月”，该瓷壶是为纪念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日宣言”这个不寻常历史事件而烧制的，由蒋介石赠予参加“庐山受训”的宋希濂将军。
其二，表现将士抗战经历的纪念纹饰，如“刘雨亭将军用瓷器”，落款为“珠山瓷业誉满环球。余长一四六师，经理转战江浙皖赣者四年，辛巳年奉调驻浮爱，制此以作纪念。止开题于长江军次，文侯敬绘”。该瓷器为刘雨亭将军在经历四年抗战奉调回川之际，在景德镇制作的纪念品。
又如“抗战军人用瓷盖碗”，碗底款识：“叔皋抗战表於九江戊寅仲春”。郭绪瀚（1882~1971），字叔皋，成都华阳人。出川抗战后，曾任第3战区第23兵站分监。瓷盖碗是郭绪瀚于1938年春在九江定制。
再如“抗战胜利瓷碗”，碗身留诗一首：“苦站八载余，山河依旧新。功勋在民国，凯旋归故乡。”这是一位叫廷章的军人，在参加抗战胜利回归故乡，途经南昌定制的一套瓷碗。
以上所列举的器皿纹饰案例，无论是有关抗战的政治事件的记录还是将士抗战的纪念都无不体现了纹饰所折射出的“以图证史”的史实见证性。
结语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生活器皿及其纹饰担负了抗日救国宣传的神圣使命和民族重任，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抗战宣传和动员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社会功能，达到了宣传抗战、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目的，使之起到了“笔杆抗战先锋”的积极作用。抗战时期的生活器皿纹饰特别是抗战题材纹饰是专门针对抗战宣传的艺术形态，同其他这一时期的抗战宣传艺术形式一样，都呈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化心理趋势，对新时期开展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持。
以“抗战纹饰”为切入点，追忆抗战时期民族艺术作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特别对激发当下中国艺术家或设计师的民族情结和创作热情，思考和深入发掘中国当代生活器皿设计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契合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
（作者分别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②戚序，白姝：“‘垫在脚下的历史’—民间绣花鞋垫纹饰衍变解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年第2期，第119页。
③戚序：“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学刊》，2006年第3期，第7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页。
责编 /王坤娜 徐娟（实习）
